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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
晚清官场，混乱腐败。朝廷虽屡有明喻，臣工亦时时条陈，但由于吏治不清，簋不饬，积重难返。因此在官场上，贪污受贿、因循守旧、上下欺瞒、粉饰太平，弊端丑陋，比比皆是，行者不讳，闻者不惊。在此状态下，清王朝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官文化”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官员为自己树碑立传。
就拿民国年间撰修出版的《清史稿》来说，中华书局校注本共有48册，529卷，列传占316卷。其中官员列传就为290卷。与此同时出版的《清史列传》80卷中，包括官员竟达3000余人。如此众多的官员参与其中，其目的不外是为了光宗耀祖，福荫子孙。
100多年过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官文化”的腐朽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而是深深地沉淀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之中，并且在专制思想的阴影下，以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当官场和吏治的腐败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沉淀而沉渣泛起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与权力挂钩。正如清末欧阳钜源所言：“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既然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学”和“仕”；“书”与“官”便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现而今，虽说时代进步了，情况也大不相同，但一些官员潜意识中的“官文化”仍旧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如今的一些官员不但上得了官场，下得了舞场，而且还能在百忙之中披挂上阵，挥毫泼墨。正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两三年。盛世之下有“盛材”，真乃国民之大幸。而出版界还真应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名言：“到了21世纪，人人就都是作家了”。这到底算不算历史的进步，谁也不敢妄言。
按理说，农人种田，工人务工，商人鬻货，学者著书，各司其职，自古亦然，即使互有兼项，也不能“爷孙并坐——主次不分”。可是，有些官员出书，却出乎常理，数量之多，部头之大，连专事学术的人，也难以望其项背。
其实，对于官员们著书之事也不能一概而论。古往今来，名垂青史的经典之作，也不乏出自各级官员之手。被称之为唐宋两代八散文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曾官场任职，其文章至今仍被广为流传。即使在今天，也有不为名利，心系百姓，写出好文章的官员。北京一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非典”过后，痛感公共健康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丝毫不容懈怠。于是，他以特有的使命感和亲民情结，亲自撰写了一本大众健康读物《健康快餐》。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各地销售三万余册，成为一部群众喜欢的健康科普读物。
问题在于，现在一些官员出书并非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是受着某种利益的驱动。不过这里所说的利益，并非是指官员“著书只为稻梁谋”，赚取稿费养家糊口，或是借此拿文凭评职称。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官员著书立说，不过是为了升官晋职。通过此道，不仅可以向同事证明本人享有“饱学之士”的资格，向上级传达自身具有“真才实学”的价值，向公众展示自己“学者型干部”的信息，而且还能在书中宣扬政绩，为个人树碑立传，捞取“求闻达于当代，留美名于后世”的政治资本。这样的仕途之道既高雅，又便捷，何乐而不为呢？况且，只要手中有权，写作出书根本就不是难事。从代笔捉刀，联系出版、购买书号、通过审定、安排校对、布置印刷、封面设计、发行推销等等，都会有人跑腿效劳，上述开支也会有人主动买单。总而言之，官人动口不动手，只需坐享其成。唯一要做的，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此事必须要由官员自己出马，恭请更大的官或者什么名流写个序言，题个书名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与出书必然会滋生出腐败。
上述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大贪官毕玉玺就曾利用公款准备出版《我的20年》，为自己树碑立传；原山东省泰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腐败分子胡建学，也曾出版《胡建学文选》并下发让泰安各级干部学习领会；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贪官马向东为树立自己“开拓进取”、“年轻有为”的干部形象，也曾叫人替他代写文章公开发表；原广州市委宣传部长腐败分子黎元江被查处之后，竟煞有介事地表白：“我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400年》第三卷，这一卷比前两卷更重要”云云；原湖北省财政厅长曾繁衍一边在他主编的《历史的启迪》书中大声疾呼：“保持廉洁，反对腐败”，一边却在暗中索贿38万元；原河南省人大办公厅副主任李国富最为典型，不仅索贿受贿，而且跑官买官。为了升官之便，他还出版过两本专著，其中一本，竟是《反腐败论》。
官员出书，公家买单，这种腐败现象，影响之烈，不可低估。最近中央有关部门指出，领导干部出书，不仅关系到其个人声誉，还常常体现着政府机关的水平和形象。借出书之名、行敛财之实，亦极为民众痛恨。今后将严格限制现职领导干部“著书立说”，以刹住官员腐败新温床，遏制粗制滥造“出书风”。
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启蒙教化，传播文明薪火方面，作用巨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有识之士将从事学术活动的著书立说看作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官员出书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是为什么出书会成为某些官员腐败的工具与温床？为什么在有严格制度下的出版部门，一些官员的伪劣书稿能够畅通无阻？
笔者以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文化”。因为教育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最后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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