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应忽略中国的影响"

　　“他们不应忽略中国的影响”

———访《北京共识》作者乔舒亚·库珀·雷默

　　本报驻京记者　邓瑾

　　“‘北京共识’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框架，而这个框架并不是‘中国崩溃’或‘中国威胁’论。

“我想这也凸显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很大影响，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能忽略这点。”



去年1月份记者在清华大学第一次见到乔舒亚·库珀·雷默的时候，他那时的身份是约翰·桑顿的助手。桑顿那时是媒体的焦点。这位华尔街的要人辞去了高盛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的职位，以 一美元年薪转战清华大学教书，这事当时即使在西方主流财经媒体也被炒得沸沸扬扬。

而当时35岁的雷默是辞去了工作了10年的《时代》杂志职位，随桑顿一起移师北京的。雷默曾是《时代》历史上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国际版主编。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地方，而这（陪桑顿来中国）是一个可以真实地参与中国现在所经历的事情的机会。”雷默当时这样向记者解释他为什么要来中国。

这位瘦小的年轻人肯定是喜欢冒险的。对这样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两项美国飞行速度记录的保持者来说，有什么比亲身感受中国的崛起更让人兴奋的呢？

采访结束后的一天，雷默发来一封邮件，说他马上就要写完一篇关于中国外交的东西。那东西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北京共识》。

在这篇长篇论文中，雷默写道：“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他把这种完全不同于“傲慢”的“华盛顿共识”的新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

记者：在您看来，《北京共识》推出后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中国的官员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雷默：中国的官员非常仔细地研究中国正在走的道路，并试图对经济增长模式不断作些调整，使之更加公平。我想“北京共识”是把一系列观念放在了一个“帽子”底下，这或许对他们有点用。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次，中国的领导人需要艰难地寻找出正确的政策组合。中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疾病，比如通货紧缩。

我交谈过的中国官员基本上都对我作的分析表示感谢，因为我帮助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框架，而这个框架并不是“中国崩溃”或“中国威胁”论。

我想这也凸显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很大影响，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能忽略这点。

记者：有人认为“北京共识”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更多是因为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个概念，而就“北京共识”的内容来说其实用“中国模式”也许更合适。他们认为，中国要慎谈“北京共识”，因为一旦是共识，就意味着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而这是中国要非常小心的地方。

雷默：是的，或许这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也用“中国模式”这个词的原因。然而，我在论文的开始部分就说，“中国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是不可以被其他任何国家复制的。”中国模式的意义就在于让其他国家了解到，在发展中什么是可能的。中国创造了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所坚持的道路。在中国之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关心吸引FDI，让经济尽可能快地发展。而中国越来越强调一个更完整的模式，这正改变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观。

记者：据您的观察，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抱什么态度？这种态度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雷默：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是复杂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一个好榜样。但是，当中国不断增长，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改变着地区的战略平衡，并重塑地区贸易结构的时候，他们又有一些紧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还是很难判断中国正在走向哪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中国要就这些事情和亚洲其他国家做好沟通工作，这对中国很重要。

记者：中国的崛起正怎样重塑着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和权力平衡？

雷默：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哪里能在这么一点地方谈清楚。《北京共识》有很多，我的下一篇论文也要谈这个问题。我想简短的回答是，中国开始让权力从西方的发达国家转移到亚洲。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最好地掌控好这种权力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