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海外投资银行、美国国会以及媒体又开始了新一轮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炒作。其实，这两年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各种争论一直不绝于耳。2002年，日本人说世界的通货紧缩来自于中国输出的廉价商品。去年，美国人又讲，解决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就必须将人民币升值。
可是，世界经济真的是因为人民币没有升值才出现失衡的吗？人民币升值就真的可以
解决美国的结构性问题吗？外部压力能促使中国改革汇率制度吗？
我实在不愿重复诸如人民币是否高估、是否应该升值、汇率调整的条件、各方在升值中的利弊得失以及如何升值、何时升值等等争论，因为我在两年前就说过，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应成为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虽然不排除它某些时候存在某种程度的低估现象，但它还远没有损害中国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没有受到人为地操纵来从贸易对象国那里获得好处。因此，如何让它以适当方式及时反映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基本面才是关注的重点。选择适当的制度维护人民币的基本稳定，才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责，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才是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键。外国政府对关系到中国经济主权的汇率制度指手划脚根本就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任何外来压力只会延缓为这种改革而努力的进程。广场协议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提出的改革金融体系的建议之后所遭受的的教训，使得中国在做出汇率机制改革决策时必须更加慎重。
其实，单一盯住美元的制度并不是什么非法的汇率制度，它完全符合WTO的有关规定，固定汇率也成为很多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国如果调整汇率制度，就只能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内外平衡、控制汇率风险的考虑，是权衡各种选择利弊得失的结果。因此，最终促使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改革主要是国内经济改革的逻辑形成的动力而非外部压力。
当然，近两年维持现有汇率水平不变，又受升值预期的影响，外汇占款增加过快，中国的通胀压力也日益加大，宏观调控的成本在加大。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得大于失的。如果加速汇率制度改革的话，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经济萎缩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利率市场化、银行改革、资本项目开放与外汇交易市场完善等条件还不配套。应该说，中国政府并不存在所谓的浮动恐惧或升值恐惧症，而是一方面逐步扩大了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加快了银行改革进程和资本项目开放，探索完善外汇交易市场的途径，为汇率机制改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在综合评估各种改革方案可能对中国与东亚经济及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总的来说，中国仍需要更多时间加以准备，汇率改革只能按照既有逻辑顺序进行。
由此可见，人民币目前并不存在大幅升值的可能性。拔苗助长只会事与愿违，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中国如果因升值而出现经济萎缩，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毫无条件地作出让步，实行小幅升值或盯住一揽子货币，只会加剧升值预期并可能承受更大的升值压力，导致更多的投机资本流入。目前暂时搁置争议，以突然性方式适时实行固定的中心汇率制度，作为缓解压力的过渡性制度，适当扩大浮动范围，也许更符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际状况与利益。而对于投机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不仅要继续采取行政措施打击和监控，而且应借鉴智利的经验，建立无偿准备金制，对短期资本建立排斥性制度。由央行针对不同期限的特定类型的外资按一定比例收取3到12个月不等的准备金，而且实行零利率制度。对不同期限资金的准备金要求是一样的，流入资金的期限越短，缴纳的准备金成本就越高。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提高，中国与美日欧的贸易投资联系日益密切，成为相互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中国将巨额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又使得二者在金融上的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方经济政策的失误都将损害双方利益，而不是某一方。因此，将责任推卸给某一方将造成经济更大的不平衡，建立和加强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才是有效解决分歧的途径；共同针对各自国内的经济问题采取措施，才会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美国应改进其财政政策和消费政策，积极增加国内储蓄；欧洲和日本则应推进结构改革，刺激内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则应推进汇率等制度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共同推动协调形成合理的国际经济新格局。
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反映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中国应将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联系起来，同时积极促进亚洲区域内的金融合作，缓解人民币的压力，推动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形成。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反映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崛起的确准备不足。（来源：上海证券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