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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式开采、漠视安全生产、破坏自然环境、炒高煤炭价格……被指为存在诸多恶劣影响，且因此遭到山西多个地区封杀，刚刚浮出水面的“温州炒煤团”这一神秘群体，对煤炭市场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靠组织应对封杀
4月27日，闫敏才终于拿到了“山西省中小矿山井巷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的钢印。至此，运作了10个多月的联合会终于办完了所有手续。
联合会虽然是山西省的，其实整个过程完全是温州人在操办运作，而且会员也是清一色的浙籍煤矿投资者。“我们五一后将开始正式运转，首先要到分散在山西省各个地区的浙籍煤矿走访一遍，把大伙联系起来。”闫敏才是联合会的办公室主任。
成立联合会把浙籍煤矿企业联合起来的动议已经酝酿两三年了，而眼下更具有现实意义———温州煤矿投资者正面临被封杀的危险，联合起来共渡难关已经迫在眉睫。但是，这场封杀行动起源地的长治县县委书记长光明说：“我们要封杀的并不是哪个地区的投资者，而是‘炒煤团’一味追逐利益而掠夺性开发，甚至置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于不顾的做法。”
尽管政策不是专门针对温州投资者，但温州人的确是政策所指。一组普遍认可的数字显示，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州人达4000多人，占山西中小煤矿的60%。
封杀缘于朔州平鲁区细水煤矿发生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有媒体报道称，“‘以包代管’引进的‘温州炒煤团’不顾安全的掠夺性开发正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封杀中，温州人首当其冲。而且封杀“温州炒煤团”的做法已经在山西全省产生了震动。据了解，朔州、吕梁、运城、晋城等产煤大区的许多县市的领导都专程来到长治县实地考察学习，“长治县模式”正在全省推广。
不仅是山西，云南也意识到了“温州炒煤团”的危害并开始封杀行动。前不久，在“温州炒煤团”利弊纷争之际，云南省副省长李新华提醒云南省煤炭行业，谨防“温州炒煤团”搞乱云南省煤炭资源。
但是，面对外界搞乱煤炭市场的指责，温州人却备感委屈。
增加了煤矿事故？
“细水煤矿共有5位矿主，而媒体中提到的温州人黄召林只是一个负责生产的矿长，怎能一出安全事故，所有板子都打在一个人身上？而且，还要拿所有温州人说事儿呢？”闫敏才为温州人感到冤枉。
在山西盂县下南庄，记者见到来自温州平阳的雷老板。他说，从2003年春天接手下南庄煤矿，到现在仅仅前期投资就已经1000多万元。长臂开采面、回采工作面的施工，各种老旧设备的更换、新设备的添置一直没有停止。这不都在提高安全系数吗？
“说温州人搞乱了煤炭市场不公平。安全问题是因为温州人投资后才发生的吗？其实，温州商人恰恰改善了挖矿条件。”
对于眼下频繁发生的安全事故，山西省煤炭运销公司合同处白有茂处长说，1997年时，煤炭市场非常不景气，还曾提出“人人二百三，共同渡难关”的口号，当时生存都困难，哪有钱进行技改投入呢？到现在，全省安全生产欠债已达140多亿元。他认为，这才是造成现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
温州很多投资者倾家荡产去山西发展，最大心愿是能平安赚钱。温州人首先就引进先进设备，确保安全生产。有些煤炭工程师是从全国各地高薪聘请来的。温州人的煤矿中，有些生产矿长年薪高达数百万元。“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生产，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安全系数？”闫敏才不理解“板子”怎么会打在温州人身上。
是保护还是浪费？
资料显示，2004年，从温州金融机构打到山西的资本达40多亿元。山西省委一位领导说，温州人来了之后，对山西煤炭的安全生产和资源利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接手下南庄煤矿时，井下水深达150多米，仅仅抽水就花去100多万元，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前文提到的雷老板坐在破旧的办公室里对记者说这话时，窗外饱含沙土的山风正敲打着门窗，啪啪乱响。
雷投资的下南庄煤矿由于经营不善，已经停产四五年了，在他之前，也曾有几拨当地资本想投资这家煤矿，但当听说井下有如此深的积水就都知难而退了。“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承担风险的精神，是不敢投资买断这个煤矿的。”雷说，“如果我不投资这个矿井，恐怕也不会有人来投资了。而这里也就会一直荒凉下去。”
雷的故事不算典型，但确实是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煤矿的一个缩影———他们投资的煤矿多是些条件差的中小煤矿。
“可以说，温州人的到来相对保护了当地资源。多年来，当地许多小煤矿凭着简单的生产设备，落后的生产方式挖煤，生产效益很低，很多煤矿只采了一成就被废弃，浪费严重。”
后续产业怎么投？
但是当地许多人指责温州煤矿投资者，“他们的第一目标是收回投资，投产后往往是疯狂开采，对于当地至关重要的后续发展问题，不干他们的利益也就不做关心”。
对此，温州经济协作办公室的一份调查认为，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矿，实质是间接投给了当地政府和社会。他们的初始投资中，承包煤矿的资金流向拥有矿权的当地县、乡政府和企业集体或自然人，成为县、乡及村集体财政的重要来源。他们采办设备的资金则流向当地的其他经济系统，促进了煤炭关联产业的发展。他们的后续投资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在提高产能后，又为地方增加了税收，同时提高了当地的社会就业率。
一位温州矿主向记者诉说，让我们投资后续产业，可是山西地面产业发展太落后，政策也明显不到位。他举例说明投资环境的差距，“温州投资者在山东、江西等地开车，凭暂住证就能免去过桥过路费。山西许多政策落不到实处，仅停留在口头上。”
对于没有投资地面产业的指责，温州人自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认为，巨额资金的投入本身就是一种支持。至于后续产业发展，需要当地政府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去吸引外来投资涉足地面产业，而不应只是一味埋怨，有了好的政策和赚钱的项目，资本不请也会自来，就像投资煤矿一样。
不同于一味指责，山西当地也有不同声音。山西省煤炭管理局政策研究室的一位人士这样说，“对于一个缺少资金的省份来说，只要有好的政策善加引导，外来资本的进入无论如何是件好事。”
煤价与温州人无关
目前在山西由温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个，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人民币，年总产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的1%。这样的产量规模能否影响煤炭价格？
面对记者的提问，闫敏才干脆地说：“影响价格？根本不可能。温州人投资煤炭主要在生产领域，无煤炭经销权，而且生产企业无权定价，再加上他们的煤炭生产量也只有4.5%左右，更是无法控制煤价。再说了，谁能把这些分散的煤矿组织起来‘炒作’？”
他认为，供需关系和繁多的中间环节才是煤炭价格不断攀高的真正原因。
首先，经济的不断发展，高耗能产业增加，对能源的需求加大，使煤炭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价格自然上涨。山西煤炭价格从1999年的70多元/吨，平均上涨到2004年的226.68元/吨，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市场需求高速增长所致。
其次，煤炭生产管理部门过多，也是造成煤炭价格涨高的原因。他说，光管理煤炭生产的部门就20多个，再加上当地各级政府以及村委会，都会往煤炭上去“咬”一口。这样大的管理成本，当然造成煤炭价格高涨。再次，经销环节也推高了煤炭价格。一吨5号煤炭从矿井出来，卖给拥有专有经销权的企业，大概在180元，而现在的市场价却要630元！
煤炭销售和运输环节都是垄断的，要销售，就要向相关公司争取指标，这些指标很容易成为某些人权利寻租的机会，增加成本；到了火车站，还要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如站台费。因此，煤炭的销售和运输成本相当高。
“煤炭价格，温州人不来也一样涨。”阳泉煤管局办公室主任刘玉宁清晰地道出了煤炭价格与温州人的关系。
本报记者：蔡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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