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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遍大江南北
温州各炒团成员终于开始为他们的投机热钱付出代价。这个春天，开赴新疆的“炒棉团”，被深深地陷在了棉花堆里。而此前分赴在全国各地的各类炒团，什么“炒房团”、“炒车团”、“炒煤团”、“炒油团”、“炒小水电团”等，也无不遭遇热钱投资的寒冬。
但是温州人并没有停止他们“投资”的脚步，他们手中的富余“游资”最终还是要找到能给他们带来利润的渠道。于是2005年伊始，大批的温州商人，开始把他们的资金投入到全国各地的商铺中去，结伙“炒铺”的投资联盟应运而生。
有关调查显示，投资商铺，成为温州人在2005年的投资主业———他们很多已从炒房、炒车、炒煤等投资中抽资，然后大量成群结队穿行于各地城市，主攻商铺。
与此同时，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还活跃着投资于小水电等项目的大量游资。有这样一份投资报告：在那个县的河段上投资500万元修一个小水电站，不算以后电费上涨、仅以目前电价计，建成后第一年就有100万的纯收入。“也可先买下8个小水电站的开发权，每个40万元，50年经营期，然后由着你把开发权或经营权高价自由倒卖。”这是一个温州“小水电炒团”的成员在投资环境考察后得出的投入和产出预算。
2005年，更有大批意欲在“炒”市翻云覆雨的温州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投资成本大，利润高，回报有可靠的稳定性的能源投资上。比如：石油、公用事业等国家垄断性质的行业。前不久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出台，石油、金融、公共设施、社会事业等许多扇大门一起打开，这无疑给意欲在此市场有所作为的温州游资带来了新的市场去向。如果“非公经济36条”真正落实到基层，很有可能“给民间资本以国民待遇，把杂牌军改造成正规军，把投资团改造成投资公司”。很多温州游资的主人这样热望着。
回望“炒”路生涯
炒房团
《温州晚报》自2001年初，首开异地看房先河，先后组办了60多期“晚报看房团”，到上海、北京、杭州、海南地购房。这一操作模式在给《温州晚报》带来大量的房地产广告收益的同时，也引起了全国媒体对此类行为的关注与效仿。温州购房团名气开始流传开来。
而温州炒客开始炒房生涯，最初肇始于温州本土。从1998年到2001年，民间资本的进入，促使当地房地产市场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市区房价快速从2000元/平方米左右，飚升到超过7000元/平方米。此后，温州炒客迅速把资金转向临近的杭州与上海。2001年8月3日，第一支火车购房团前往上海，8月10日，另一支火车购房团前往杭州，10月16日，第一支飞机购房团前往上海。2004年春节刚刚过去，开始走向全国，并爆发出比以往更强劲的势头。从北方大连、内蒙古、新疆，到山东烟台、青岛，江苏南京、连云港，再到海口、深圳、成都、武汉等地，全国许多地方都能看到温州购房团的身影。
最近几年，上海市的房价每年平均上涨近25%，超过全国房价上涨平均值，最终成就了上海全国房价最高的地位。从1999年开始，杭州房价一路暴涨，直到现在维持在7000元/平方米的高位。在杭州，购房者中20%是温州人。
而在上海房价成为政府以及全国瞩目中心的时候，温州游资开始因为利润空间的下降，逐步退出上海。有消息说，最近，温州炒房团又有了新的动作。他们把触角伸向了西部大城市。也有消息说，温州游资已经又返回上海滩，由于对这一城市长久可持续发展的预期，他们不会放弃这个市场。
炒车团
温州人炒车牌始于2004年5月下旬。当时温州市出台政策：县牌出租车可载客到温州市区，还可顺路带客回去。政策刺激下县牌出租车顿时成抢手货，转让价格开始攀升。精明的温州商人迅速捕捉到了新的“商机”。
2004年10月首战瑞安、永嘉。仅仅一两周时间瑞安的出租车牌价从65万元涨到75万元；永嘉出租车牌照价格也从20万元上升到30万元。随后其触角伸向宁波、绍兴、金华甚至合肥等地。2004年6月，温州炒车客来到镇江，用两个月时间，收购了镇江出租车总量的1/3，将出租车转让价从7万元一路飙升至12万元，涨幅达40%。
炒煤团炒棉团炒文物团……
有相当一部分嗅觉敏锐的投资商，在煤炭市场刚刚开始复苏时便陆续进入。经过了最初的投入、亏损之后，目前已经有了这样的数据：目前温州游资承包了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投资额高达40多亿元。温州人挖出了1/5的山西煤。初步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有500多个投资商在山西投资煤业，并且已经开始成立组织，更系统化和更专业化地从事煤炭的生产与经营。温州商人基本上是通吃了煤炭生产和流通中的大部分利润。
2003年新疆棉籽收购放开之后，大量温州游资进入新疆。据媒体报道，“2003年以温州为首的民资到新疆收购棉花的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仅在主要产棉区阿克苏地区，就有上千温州人携资30亿元入市”。
还有文物，对此感兴趣的温州商人，已经开始组成“炒文物团”，初步的统计显示，至少有100亿元温州民资进入文物藏品市场。而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北京人已首先注意到温州商人在文物市场相当活跃。比如在2004年年底的北京拍卖会上，几十个浙商集体出现，惊煞全场。
遭遇阻击
在温州游资驰骋于各个逐利空间的同时，被“袭击”的市场出现了先喜后忧的态势。先是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商争先恐后地在温州当地媒体刊发广告，以吸引温州买客的进入。但随之精明的重庆地产商“艾佳”率先拒绝卖房给温州人，虽然此举完全出于利益因素考虑，“我的房子不愁卖，干嘛便宜温州人？”但却开了开发商抵制温州游资进入的先河。著名地产商潘石屹也远在北京发出了对温州炒房团北上“不欢迎”的致辞。
政府的举动更是用意明显。南京市政府向市场发出平抑房价的强烈信号：企业销售商品房需要认购，必须采取实名制，未提供有效身份证者，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接受认购；认购协议签订两周内，双方必须签订买房契约；杭州市政府出台对二手房交易征收20%个人所得税；国家提高房贷利率，出台一系列抑制房价上涨措施。这些都明显显示市场已经开始对温州游资的炒卖生涯叫停。而根据现有资料查证，率先引爆“叫停风波”的是《北京青年报》。2004年3月31日，该报在一篇有关温州炒房团的报道中透露了一则颇为惊人的信息：“或许是迫于各地的压力，或许是防止本地资金外流，记者昨天下午了解到，温州市政府作出了限制购房团的决定……”
随后，出于对安全生产与生命财产的保护，山西开始出台一系列煤炭生产与经营的调控措施，以控制温州“炒煤团”的发展、壮大。其中包括：到2005年底，将淘汰全部年生产能力小于9万吨的小煤矿；要求外省在山西开办煤矿（包括参股、控股、合作、独资等方式），每吨煤须提取15元的安全费。这一费用比国有重点煤矿高出5元。
由杭州、上海的地产市场来看，政策对温州“炒房团”的阻力显然收效不大。而最显成效的当属来自市场本身的阻击。
由于镇江出租车市场经营的局限性，温州“炒车团”在此地遭遇“滑铁卢”，从兴起到结束，不过半年时间；而正当温州游资打算借着棉花价格疯涨的行情赚一笔的时候，没想到，2004年棉花大丰收，棉价由最高1.8万多元跌至1.1万多元/吨，比预期的要低1万元左右。炒卖资金顿时被套。
但是已经成精明“炒家”的温州商人肯定不会就此罢手。大量游资凭借其逐利本性，仍在窥伺着市场无尽的机会。阻击还会存在，但是出于对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保护和需要，也许预防性的抵制游资破坏的措施，才是市场最需要的阻击。
本报记者：刘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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