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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亿温州民间资本的潮涌而入，让山西这个煤炭大省面对这一波煤炭行业的投资高潮心情格外复杂，这个百年前以晋商名闻天下的内陆省份，如今正在面对温州商人的大举“入侵”，南方商人对资本的执着和精明，正给这片三晋大地带来各种各样的冲击和震荡。
目标———山西
百余年前，山西的银号曾遍布大江南北，精于理财的山西人掌控了中国大部分的金融资本，晋商之名在当时无人不晓，然而物换星移，如今的山西却成为一个以煤炭著称的资源大省，近年来这一行业的暴利也催生出一批又一批的煤炭大亨，现在，温州人成为新的“闯入者”，他们的目标也同样瞄准了充满诱惑的煤炭行业。
4月25日，坐在记者对面的吴化龙（化名）就是这样一个带着创业冲动来山西“淘金”的温州人，他是2003年底才来到山西，在晋中的一个小县买断了一座年产15万吨的小煤矿，买断的费用加上设备投资和矿井改造，现在已经投入了近3000万元，“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一年左右这个投资应当就能收回来。”
他说这话时，山西刚刚在一个月前连续发生了两起矿难，死伤上百人，全省的煤矿被迫全面停产整顿，重新换发矿山安全经营许可证，目前全省4000多家煤矿仅有600多家拿到了安全许可证，在费尽周折之后，吴终于拿到了可以恢复生产的安全许可证，但更多的矿主们还在等待之中。
据吴的介绍，温州资本大量涌入山西煤炭行业，主要发生在2001年山西煤矿业全面改制之后，众多的地方煤矿、乡、村办煤矿经营权被公开拍卖，尤其是这时的煤炭行业正在摆脱上世纪90年代的低迷，开始缓慢复苏，这刺激了许多温州人的投资冲动。
“其实，温州人做生意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并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所依靠的是整个家族或是整个村子的实力。温州人最擅长把整个家族甚至村子里的散钱聚拢起来，投向一个能有足够回报的产业。”温州人将这种方式称做“抬会”。包括吴在内的大多数温州人投资的矿井都是这样一种模式。
在山西居住多年的一位温州商人对这一个性深有感触，“他们和山西人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些温州人永远都不会满足，他们对市场总是保持高度警觉，随时准备把资金投向能产生效益的地方，而山西当地的矿老板们在暴富之后，却鲜见有继续投资其他产业的，这一现象也使得山西的地上工业多年来成长缓慢。”
记者在与两家当地煤矿老板交谈中了解到，对于温州人的进入，当地人也是态度不一，不少本地矿主都对温州人的到来直接抬高了矿井出让价格颇有怨言，“这两年温州人来得多了，矿井的价格也开始直线上升。”
两代温商的煤炭情结
其实，与这两年温州民间资本竞相进入山西煤炭业“一夜暴富”的现实相比，在此之前的老一代温商在山西的创业经历则充满了艰辛与苦涩。
闫敏才是刚刚成立的山西省浙籍矿山井巷中小企业联合会的秘书长，他1979年就来到了山西，据他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时，许多温州平阳的矿山工程队就来到山西，在这里开始了创业，最初这些工程队都是从事矿井施工作业，并没有涉足煤矿藏经营，这一情况到90年代时发生了变化。
上世纪90年代，煤炭行业陷入低谷，煤矿经营普遍不景气，当时山西许多煤矿欠下了工程施工队的施工款无力支付，于是就将矿井经营权转让给了这些施工队来充抵工程款，期限分5年、10年不等，而对于这些温州人来说，接下这些矿井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采一吨煤的成本是30元钱，而卖给电厂一吨煤的价格却低到20元钱，再加上矿井的维护费用，每年都有大量的资金投进去收不回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煤炭市场转暖才结束。
据了解，目前该联合会的会长胡玉麟1987年来到山西，以矿井工程队起家，目前在大同、朔州、原平以及贵州等地投资了4、5个矿井，成为温商中的传奇人物。
当地官员在谈起这些老温商时也是赞叹不已，阳泉市煤炭工业局的一位官员对记者直言，“我们对那些在山西煤炭行业最困难时伸出援手的温州人非常感谢，他们都是和当地签订了5年甚至10年的长期承包合同，都经历了山西煤炭行业的困难时期，他们现在获利多一些是合乎情理的。”
与之相对照的是，对于那些近两三年来到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商，当地政府的态度则有些消极，在他们看来，这些新温商只是一些“捞一把就走”的投机者，上述那位阳泉的官员告诉本报记者，“政府不希望看到这些温商资本单纯的买矿投资行为，我们认为他们应向地面的相关产业多投一些钱。”
一位温州煤矿主告诉记者，地方政府的这种消极态度其实也与极个别的温州矿主只顾眼前利益，胡乱开采的短期行为有关系，但他很认真地向记者强调，“这只是一种个别现象，绝大多数的温州人在异地他乡做生意都是遵纪守法的，他们面对的困难要比当地的企业多得多，不小心翼翼点根本就生存不下去。”
在山西，还有许多温州人在从事着服装、鞋帽、餐饮等行业，在太原比较知名的如南方家园、五龙鞋城等都是温州人开的，2001年时他们成立了山西省浙江商会，尽管同是温州人，这些从事传统批发、服务业的商人们对投资煤矿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商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利润越高，风险就越大，我们现在的资本都是十几年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没有必要去投资到这个完全陌生而且风险极大的煤炭行业。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经营观念支配下，这两家浙籍协会并没有太多的交往。
无奈与诱惑———资本角力的两难选择
一面是对政策环境、投资环境的无奈选择，一面是巨额利润的无穷诱惑，这就是几十亿温州资本游走于山西煤炭行业的现实处境。
“我们希望政府对煤炭行业加强监管。”这是山西本地一些煤矿主和地方官员的一种态度，其中隐然有对温商资本的一些担忧，许多人的想法是，“这些温州人在这里把煤采光了一走了之，而资源枯竭的恶果却要当地人来承受。”记者得知，在山西长治市，当地政府就对煤炭行业的投资设定了门槛，在阳泉，一项对资源有偿利用的政策已经出台，政策环境的变化使得许多正准备投资山西煤矿的温州人止住了脚步，许多人开始把煤炭投资的目光转向内蒙古、云南、贵州甚至蒙古国。
一位在山西生活十几年的温州商人认为，当地政策环境的变化对温商来说不太有利，资源枯竭的恶果不应当归结到温商的头上，这么多年来山西一直陷入一种资源的恶性循环，许多问题积重难返，资源、环境、安全生产方面的欠账解决乏力，而温商的到来不仅可以从资金上解决当地的许多长期欠账，更关键之处在于，它“可能带来对当地人和当地企业在观念上的巨大更新。”
这位温州商人不无感慨地说，在这里生活一阵，可以感觉到当地人的观念和沿海地区有很大不同，“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地域性格，在温州，因为人多地少，许多人不得不出门四海为家寻找生存的机会，而在这里，人们即使不种地，凭着地下丰富的煤炭也能维持生活，久而久之，温州人的吃苦和敢想敢干就成了一种特有标签，而内陆地区的保守和封闭也使得这里的人们对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并无任何不满。”
再次回望当年晋商的起起落落，就会发现，200年前晋商的成长历程与今日的温州商人竟然何其相似，同样是迫于地瘠人贫的现实，大量的山西人踏上了“走西口”的道路，这种四处游走的力量最终汇聚起来，成长为一股影响中国百余年的民间金融力量，也使清朝时山西成为“海内最富”的省份，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民间金融力量的自发成长过程最终受阻于上个世纪连年的战火，但晋商之名却流传未绝。
离开山西的前一天，记者得知，在晋祠流淌了上千年的难老泉已经断流了，其原因据称是因为地下的煤矿挖断了泉眼，这对于拥有辉煌历史的晋祠以至山西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许多人已经能日益感受到能源和生态危机对于山西的威胁正越来越迫切，与之相比，温商资本的冲击和影响对于这个内陆省份来说，观念上的冲撞显得尤有意义。
本报记者：赵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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