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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邹建锋
张惟英教授一夜成名
2005年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惟英“一夜成名”。
使张教授成名的是一份题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的提案。在这份提案中，张惟英建议北京市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的平衡，以保证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据统计，目前北京市户籍人口约为1100万人，在京居住3个月以上的外来人口近400万人。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则表示，目前北京的瞬间人口已经达到1700万人。也就是说，高峰时北京的外地人达到了600万人！
针对张惟英的观点，有人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原籍江苏、曾经在东北插队落户的张惟英教授“是凭着自己身强力壮挤上公交车后就要求司机关门，而不管身后没有上车的人……
对于来自网络和媒体的批评，张惟英颇感意外和委屈，她说：“我所说的‘准入’其实是一个很系统的东西，其中包括工作绿卡、经济调控等多个手段，准入其实不是绝对的排斥，只是想对希望来京长期居住的人有一定的控制。”
弊端丛生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顺应了当时国家对劳动力、消费品等实行计划分配和严格控制城镇人口增长的需要，促进了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城乡的社会稳定。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正日益显现——
首先，实行户口二元管理结构，人为分割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既不合理，也不科学。
其次，户口迁移限制太死。
第三，户口登记不够严密，出生不报、死亡不销以及户口变更、更正不及时等问题十分突出。
第四，户籍管理制度在一些地区仍不够完善。一些地方户口审批制度不严格，政出多门、多头审批。
利益潜规则
2004年，北京市取消了外地人购房审批制度。
2005年3月初，北京市又宣布取消外地户籍人士买车不允许上北京牌照的规定。
有人表示，驱动政府“有形之手”松动的是利益集团“无形的手”。
对于房地产开发商和汽车商来说，对外来人口的消费限制无疑阻塞了自己的财路。在这种情况下，“开放”就成了各方面众望所归的努力方向。
有人指出，这就是户籍制度背后的利益潜规则。
另外一个颇值得玩味的例子是，深圳市于2004年6月29日作出决定，将该市尚存的27万农民在10月31日前全部变为城市居民，原集体所有土地收归国有，从而深圳将成为中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
“深圳的做法并不值得欢呼！”一位土地问题专家对记者说，在他看来，这是以解决户口问题对农民土地的变相剥夺，“过去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利用‘剪刀差’剥夺农民的产品，现在倒好，利用户籍改革，把农民最后的生存基础也剥夺了。”
尴尬的“含金量”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撰文指出：户籍制度在建立之初并不一定是一项歧视制度，只是实施紧缺生活品配给的手段之一，是适应当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发挥过一定历史作用。
改革开放初，生活品短缺的问题解决了，但公共品短缺的问题却更加凸现。因此，户口的含金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重了。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各种资源向特大城市的聚集，小城镇（市）的公共资源相对枯竭，小城镇（市）户口的含金量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小城镇的户口几乎不值钱了。而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市民的福利待遇，依然远远高于周边城市和乡村的公民待遇。因此，这些城市的户口不仅没有因为“开放户口”的呼声高涨而取消，相反，这些城市的户口制度成为一部分人（城里人）排斥另一部分人（城外人）的“电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认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户籍吸引力最重要的是它背后的利益，比如就业、补贴、社会保障等，如果户籍背后这最关键的几项都不存在了，那么户籍的含金量也就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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