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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二战”胜利60年的氛围渐趋激昂，胜利者们欢乐颂的最大伴奏竟然是战败者们日益高亢的入“常”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个主导的战胜国为防止再次发生世界大战，构建新的世界体系，商建了联合国，并确立了安理会的五大国体制。这一机制建立之后，虽历经风雨，好在尚无世界大战发生，从而继续保持了这一机制的生存。作为雅尔塔体系的产物和标志，联合
国及其安理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曾是这一体系的维系者。冷战之后，以雅尔塔终结之由，欲对联合国机构动大手术的呼声日起，而最近愈演愈烈，日本与德国力争任常任理事国之事件，可以看作是昔日霸权的竞争者在战败之后，重新获得国际话语主导权的努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身为战败国的德国与日本，早在多年前就成为了具有全球商业利益的国家。经济实力使他们通过商业的方式，在全球市场体系得到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但同时，战败国的印记仍一直牢牢地嵌在他们身上。在政治上获得承认，洗脱战败国的阴影，成为这些国家政治人物的长期梦想。如果能够成为常任理事国，与二战胜利国们同列，不啻为对二战结果的重新解读。
在全球化进程中，日本、德国这样原本具有全球战略意识的国家，更加具有全球行为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全球行为在力度与效度两方面，实际上往往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以内。以日本而言，其经济能力对周边国家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超越这一领域则立刻会在其左邻右舍四处碰壁。日本的邻国一直未摆脱二战的伤痛，而日本经济实力的提高对其邻国产生的有形和无形压力，因此多数邻国对日本获得安理会“常委”的要求十分不安。这也是许多国家虽然不满意联合国现有的效率，但在自身利益的考虑下将不会选择支持日本。一方面日本以实力为理由，一方面实力又成为了障碍，这构成了日本寻求入“常”的一大悖论。
虽然很多分析家认为，目前国际的情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联合国也需要相应进行改革。联合国体系中的格局在联合国成立后的岁月中，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也有一系列地改变，但基本都属于微调。一系列基本原则，特别是大国家一致原则并未改变。
在历史上，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经常成为战争的理由。但是国际体制的制约亦是抑制战争的一个因素，一个有实力的国家如果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则很可能导致对体制的颠覆性破坏（正如一战的战败国德国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破坏）；一个国家长期得不到与自己相称的地位安排，也会冲击现有的体制。不过在当下社会，核弹的存在和多种的联盟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一风险。
此次争常各方所持理由不外乎是公平二字。依次为推，日本等国家所交联合国会费为大，因此便需要更大的话语权。按照商业社会之理念，此说法尚有一定理由。但作为全球最高安全机构的安理会，则此种理由未合逻辑。
日本在经济上的支持，确实可以解决安南的许多燃眉之急。为了拿人钱财或者说为了得人钱财，安南秘书长也只能为人说话。即使日本在最后一无所获，起码安南还可以说，我曾经努力过。
六十年一甲子，人们无法敢言，一国能否在未来负起大国的责任。但是人们的记忆还是无法忘却一些国家历史上所应该背负的债务，何况即便是按照商业社会的理念，那种回避历史债务甚至赖账的行为，也足以让日本丧失负担大国责任的国际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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