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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秀
为什么在同样的太阳照耀下，有的地方富裕有的地方贫困？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的繁荣时代，有些地方迅速致富，有些地方却进步缓慢？这里面所涉及的正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奥秘，而经济增长的话题从来都是经济学中的核心话题。但经济增长恰恰又是一个最难解释的问题。对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差异，经济学家们有着多方面的解释。
从早年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到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一直到现今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人们认识经济增长的源泉，首先是投入增长（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增长）。显然，只要投入产出效率为正，则有投入总会有产出，无论是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物质资本还是劳动的投入，均能带来GDP的增长，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知识经济”一度至上的时代，人们开始轻视投资对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完全不靠投入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地方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投资速度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持续发生外资争夺战，其目的便在于对投资及项目的竞争。1999－2001年，中央加大对西部开发的投资力度，西部投资增长超过东部。但在加入WTO后，东部嗅到了新的增长机会，投资翻码，再加上外资源源进入，很快就把西部重新甩到了后面。2003年以来，中国真实投资增长已达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相当部分是来自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而沿海地区的投资尤甚。一轮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投资正在沿海成为新的投资浪潮，东西差距很有可能再次拉大。
投入固然能够带来增长，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投资的边际效率将下降并有可能快速下降，最后导致经济失速乃至崩溃。
近年来，发达地区的上海、江浙成为中国地方官员输出的“黄埔军校”。一大批懂经济、善管理、会真抓实干的“政府企业家”到中西部地区任职，带来了极其可观的“政府企业家”的创新效应，其效果远胜于以前的给资金、给政策。如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和原无锡市委书记吴新熊到江西履任后，四年内江西省的财政收入翻了一番，GDP增长了1.75倍，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江西。其外资的引进，江西省几乎与北京市并驾齐驱，超过东部的福建和天津，在全国排第九名，在中部八省中排第一。在市场发育程度不高、缺乏“市场企业家”创新增长的地区，“政府企业家”的先发创新往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地区财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市场制度创新的差异。中国人为什么总体上非常辛苦却不那么富裕？耶鲁大学商学院陈志武教授的解释是中国的制度存在缺失。因此，“政府企业家”在今后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打造精致有效的制度环境。只有政府与市场都发挥好各自的作用，中国的财富增长才会上一个新台阶，中国也才会在“世界工厂”的基础上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人才会变得更加富裕。这，也许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重要的经济意义上的政策启示。
《市场报》 (2005年04月12日 第二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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