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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文
水稻是中国的第一大粮食作物，大米是中国居民的第一主食。在中国，有1亿多农民从事水稻种植，有10多万工人从事大米加工。稻米产业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和劳动力就业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稻谷产量的年际波动较为频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大约一半左右的年份里，稻谷产量的年际波幅在5％以上。而在个别年份里，年际波动甚至达到17％以上。
理论上讲，为了减弱年际波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除利用“衡平制”进行库存吞吐外，中国也可以利用大米贸易来调节国内供求。但事实上，中国的大米贸易依存度却非常小。1961－2000年，中国的累计大米出口量竟然不到其产出规模的1．4％。与出口相比，中国的大米进口量更是微乎其微。
从全球来看，与小麦、玉米相比，大米的贸易量占其产量及谷物贸易总量的份额都明显偏小。2002年，世界谷物贸易量为2．41亿吨，占总产量的13．3％。其中：小麦贸易量为1．08亿吨，占小麦产量的19．1％，占世界谷物贸易量的45．0％；玉米贸易量为7823万吨，占玉米产量的13．0％，占世界谷物贸易量的32．5％；大米贸易量为2860万吨，占大米产量的7．6％，占世界谷物贸易量的11．9％。
导致大米贸易绝对量和相对量都较小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出口国过度竞争，有的国家甚至对其大米出口给予补贴，压低了国际大米价格，也影响了大米主产国生产和贸易的积极性；二是一些国家对进口大米采取小配额、高关税的贸易政策，抑制了全球大米市场的活力。这些价格支持和边境保护措施，造成了国际大米贸易的极大扭曲，其受害者是出口低档米国家的生产者，以及进口国中生活贫困的消费者。
显然，国际大米贸易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现行的大米贸易体制亟需改革，改革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削减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和停止国内支持这三个方面。贸易政策的改革，既可以改善出口国生产者的处境，也可以增加进口国消费者的福利。始于2000年3月的新一轮农业贸易谈判，为国际大米贸易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带来了契机。谈判结果必将对未来的国际大米贸易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在中国，北起黑龙江黑河（北纬50度），南抵海南三亚（北纬18度），都有水稻种植，稻区分布十分广泛。除青海省、北京市外，中国各省（区、市）都有水稻种植（因缺水的原因，北京市政府宣布从2005年起，北京市不再种植水稻）。中国的稻谷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约为全球稻谷总产量的1／3。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主要大米出口国之一。但是，中国的大米出口国地位正在受到国内供求失衡的挑战，引发国内供求失衡的直接原因在于面积的持续缩减和产量的连年下降。
自1997年创出历史峰值2．0074亿吨之后，中国的稻谷产量便开始连年下降。与上一年相比，1998年减产1．0％，1999年减产0．1％，2000年减产5．3％，2001年减产5．5％，2002年减产1．7％，2003年减产8％。2004年，中国稻谷生产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产量为1．78亿吨，但也仅相当于1997年产出水平的89％。2000／01年度以来，中国的大米连续产不足需，供求缺口由2000／01年度的240万吨增加到2003／04年度的2424万吨，扩大了9倍之多。产需缺口的逐步扩大，导致国内大米库存水平的快速下降。2003／04年度的年末库存量仅相当于2000／01年度库存水平的一半，库存消费比也相应下降了52个百分点。
结合中国大米净出口的贸易现状综合考虑后，可以推断，如果目前这一趋势得以维持，那么，2006／07年度中国的大米库存水平将触及粮食安全警戒线，2007／08年度中国的大米库存将全部耗尽。届时，中国的粮食安全将受到极大威胁，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
（作者单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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