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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士虎
三十七现在是2004年的一个冬晨，我冒着寒风冷雨来到了张静江故居，思想却停留在三十年前的另一个冬晨。同样的南浔，同样的灰色调，我在参观张静江故居时的心态却不一样。此刻，我撑着伞，伫立在石库门前，透过灰蒙蒙的雨帘，凝视着依水傍街的民居、店铺、高高的封火墙、浆声隐约的渔船和河埠浣洗的女人皆如烟凝，动静结合，若幻若真，这是
一种让人忧郁的景象。然而，萧瑟并不死板，枯寂并不衰败。不知为何，我却一直喜欢在这样的色调中寻觅如同南浔绣花锦菜一样温馨的乡情亲情。这亲情乡情，仿佛火的循环，又仿佛水的神谕。
如时间一样流逝不止的浔溪水至今仍在不息地流逝。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血脉的流动，是与浔溪水相通的。站在张静江故居暗淡无光的过道里，我想中国近代的民国时代，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瞬间。而南浔的张静江故居却是民国史上最为生动的人文缩影之一。因此，如何洞察和评价“民国奇人”张静江的人生轨迹，研究张静江的思想，依然是二十一世纪人们无法回避的存在与话题。
直面张静江故居，我不禁陷入沉思：记得南浔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这个老房子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文革”中它卖给了中东公司上海分公司，做了茶叶仓库。也许是茶叶的清香，使它躲过了厄运，保存了自己本来的生命底色。那时正值青年的我，望着这大门禁闭的故居，别有一番苍凉之感在心头。回溯当年，据说那些“革命派”围绕这老房子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一方认为张静江是国民党的要人，这旧宅理应划入“横扫”之列；另一方却认为既然已卖给中东公司上海分公司，就该由他们负责“清理”。双方相持不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武斗”时把此事“暂挂”处理。幸运的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的曾一度得了妄想症的民族恢复了记忆，列宗列祖的文功武治不再一概抹杀，南浔镇政府和有关部门就赎回了这老房子的产权，经修缮并开放。当我第一次踏进这神秘的石库门时，心境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这复杂中，既有为某些历史人物死后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悲哀，更有为我们民族的后代子孙的进步和文明而骄傲！
如今，张静江死后已半个多世纪，围绕他展开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位南浔先人身后的空虚寂寞，得不到正确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曾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贬低，这是有失历史公正的。可以说，浩如烟海的关于张静江的论述，不仅淹没了张静江，也将当代文史工作者的心胸塞得满满的喘不过气来。
不去管这些吧。历史毕竟已把那沉重的一页艰难地翻了过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已对他开始真正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也许，对一位过去曾经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作客观、公允的评价将取决于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与价值取向。
张静江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他出生于南浔的富商世家，捐得二品侯补道衔，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一等参赞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欧，仕途一帆风顺，经商获利甚丰，本来可以在清末的封建新体制内青云直上，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像许多矢志救国的志士仁人一样，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以振兴民族为己任，早年加入同盟会，具有强烈的反清革命意识，放弃了富裕的上层生活，一心追随并毁家舒难资助孙中山反对封建帝制走向共和。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在上海与陈英士又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召唤，反对袁世凯复辟倒退，他的家族也惨遭袁世凯的通缉和抄家，但他矢志不移，无怨无悔。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扶持蒋介石，甚至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与“清党”，这是政治上重重的败笔。虽然这与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有关，但也有不可推脱的个人主观原因。他虽多次涉足政坛，身居要职，但多半为了“护党救国”，并非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不是那种专耍权术的政客，也不是中饱私囊的贪官。他平时过着简朴淡泊的生活，具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如果我们对张静江的人生轨迹进行历史审视和剖析，就不难窥测到1928年后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他的思想和行动。因为他在主持浙江政务，积极推进全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触犯了正在崛起的“四大家族”的利益，遭到“四大家族”和附和者的排挤和打击，这就必然造成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我一直在想，张静江是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典型的早期资产阶级民族政治家、民主革命家、民族实业家的复合型人物。作为一个思想者，他早期是以鼓吹无政府主义而著称的一个思想相当激进的狂热者，也是民国史上颇有地位和影响的国民党元老之一。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开拓、观念超前的人，也是一个致力于经济建设最有成效的实践者。张静江是“中华第一奇人”（孙中山语），对于后人自然很有诱惑力，这要归咎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神秘性，越是高层和核心的历史，就越神秘，以至于少数拥有特权整理的某些历史时期的文字记述不多，甚至空白，加上他的思想相当庞杂，层面众多，内容丰富，因此对后人系统地研究他的人生轨迹和思想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我始终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坎坷的历程。而张静江称得上民国时期经济建设的开拓和实践的先期代表。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在经过历史的沉淀后，业已构成中华经济史上的重要内涵和底蕴。虽然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在政治抉择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历史的局限。但人无完人，孰能无过？我的家乡父老将张静江故居修缮并开放，至今已成为民国旅游的一个亮点和卖点，这不啻是对这位南浔先人的展示，或剖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关于张静江这个人物的手稿杀青之际，不由想起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的思想：他认为传统是需要通过活生生的诠释活动来延续和更新的。如果按照他的“另一种类型的认识”———即“实践智慧”的理念，也就是说，用一种生命体验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撰写历史人物。不知我在前面关于张静江的叙述中，是否在实践这一写作理念？
（未完待续）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4月08日 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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