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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商务部的官员来访，已经没有兴趣和我们谈具体的反倾销案例，而是非常关心企业经营背后的体制和制度安排问题。他们目前关注的焦点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企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甚至乡镇一级开发区的土地产权制度也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
这是上海外贸学院院长、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在日前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举办的“国际贸易争端形势分析会”上透露的信息，也是当前中国应对国外贸易救济措施中
出现的新问题。
商务部某高官透露的情况让人感到形势的紧迫和严峻：“随着WTO后过渡期的到来，中国正在成为国外贸易救济的重点防范和打击对象，贸易争端的对象国正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当前国际上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正在从企业微观层面转向制度性宏观层面，双方的交锋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待遇问题转向人民币汇率、专利侵权、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股权结构和土地产权等深层问题。”
“中国面对的挑战是，与当年日、韩和台湾与美欧的贸易摩擦明显不同，它们之间从产品到制度安排的贸易摩擦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中国几乎是从产品到体制再到制度安排同时受敌。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将遇到严重阻碍。”据这位商务部高官的分析，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企业总体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和跨国公司产业链的低端水平，大部分出口产品是可替代的，出口大幅增长的同时就意味着挤占别国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这就为持续的贸易摩擦买下了隐患。
但是，伴随中国贸易规模的扩张，冲突范围的不断扩大也是必然的。关键的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以记者经常“泡会”的经历，本次会议感到某种新的变化，即从政府部门到经济学界，从中介组织到企业界，理性的声音在上升，情绪化的东西正在逐步为自我反省所取代。对上述问题，会议的主导意见是：应对贸易摩擦，将是中国和美、日、欧及他贸易伙伴关系的一个常态，不仅中国，当事各国都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因此我们既要将此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认真研究，努力改善外部环境，不能任其发展，也要采取措施，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不对别的国家带来太大的冲击。
“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的深层问题是结构性贸易摩擦，而不是一般性贸易摩擦。何为结构性贸易摩擦？就是通过贸易不平衡反映出的产业结构方面的矛盾。”这是王新奎阐述的另一个观点。他说2004年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特保”和反倾销双管齐下就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一方面是美国纺织业70万就业人口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的连年大幅增长（最高增幅大38%），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抱怨美国人不公正是没有人同情你的。因此他认为，“解决中美贸易争端，双方都需要给予对方产业调整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与会人士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终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政治方面的考虑和实务操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政府层面的事情，后者才是企业应该关心的问题。从会议的讨论情况看，企业界对“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切实际的期待值正在调低，这与一些专业人士传递的“幕后”信息有关。据一位在反倾销领域颇有名气的专业人士透露，美方曾经露骨地对中方人士说，中国向美国要市场经济地位，可你们能给我们什么呢？这表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绝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从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情况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交易，而中国不可能拿国家重大利益去做交易。另据经常代理中国企业应诉欧盟反倾销调查的观韬律师事务所的蒲凌尘律师介绍，现在欧盟调查机关对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咱们政治问题免谈，只谈技术条款。如果中国企业提供的财务数据不符欧盟反倾销法的技术条款要求，你说什么都没用。
（编发：李高超 信息来源：国际商报 记者：武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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