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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评论崔克亮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自2000起已经连续举办六届年会了。可以说，论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依笔者看，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止于它为中外企业界、经济学界、政府官员间搭建了一个可资平等对话、交流的理想平台；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以开放的姿态倾听、吸纳来自外部世界的建议、尤其是臧否之声的做法，对于正确定位并不断完善中国的发展路径
，从而使中国的发展真正惠及13亿人民，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论坛的价值并不仅仅是谋求以“共赢”为目标的商业合作，或者是消受一番外方嘉宾的溢美之词，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让这些其身“不在此山中”的“洋大夫”们为中国的发展“号脉”、“开方子”。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所言，“社会主义是大海，大海是不会枯竭的，大海可以容纳百川”，“海不辞水，方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方能成其高”。
在该论坛2005年会上，就有不少来自外方专家的真言谠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珀金斯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对一些非常重要和直接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在短期内甚至是长期内对经济产生破坏。这样的问题包括：
未能持续奉行符合完全市场体系的政策。如果中国长期推行行政干涉主义政策，便会使公开的寻租行为长期与这种体制并存。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农村收入的增长相对处于停滞状态，并且对如何将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保持在每年3％以上，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无法显著地扩充耕地。
目前由于人口大量流动而对社会稳定造成的最大威胁源自中国的户籍注册体制，它会有效地使那些居住在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被排斥在教育和医保体系之外。这一体系正在被更改，但是速度很慢。
笔者还记得，珀金斯教授在发展论坛2004年会上就曾呼吁，中国应给流入城市的农民以平等公民待遇。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教授说，中国并不会永远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未来15年，中国经济环境将会发生急剧变化。中国最好从现在就开始准备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应加快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步伐，并且加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的信贷市场。中国人口未来的经济安全要求经济合理的社会保障资金和有效的资本证券市场相互加强。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建议，“中国公共财政措施应包括引入能源消费税以控制日益增加的环境污染成本，引入房地产税／财产税以减少个人之间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
这位日裔教授完全有资格对中国提出这样善意的提醒，因为，可能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祖国日本是全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只有0．285，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时期。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认为，中国能否扩大内需，取决于能否建立健全覆盖全体国民的养老、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
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就中国的社会公平政策建言：应进行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启动政府内部的财政改革；推动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流动。
笔者有意撷取的这些隐含批评意味的建议，基本指向这样几点：在中国的发展中，应尽量减少以行政权为突出表征的公权对自然生长的市场化力量的束缚和干涉，以增进作为市场化力量载体的公民个体的自由；应高度关切社会公正、机会均等、贫富悬殊等问题，以便让全体国民合理分摊改革的成本，并能在公正的基础上分享发展的成果。
无独有偶，在今年的论坛上，徐匡迪、薄熙来等几位官员演讲时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温家宝总理的一句名言：“在中国，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笔者理解，这一方面是指中国人口众多，国情迥异，中国的问题有其特殊性；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指，中国的发展是理应惠及13亿国民的发展，而非只惠及少数人的畸形发展，政府决策时，应有13亿全体国民的概念，应给13亿公民都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一言以蔽之，13亿人“同在蓝天下”，理应不折不扣地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想起了那位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剥夺、压迫、歧视的底层人民抱有深切关怀，被索罗称为“经济学的良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给森的公告中，特别提到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如此评价他：“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
在人文关怀精神的指引下，阿马蒂亚·森将发展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过程，发展的最根本和最终目的就是扩展人的自由。而且，自由不仅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它还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作为出生于亚洲的经济学大师，阿马蒂亚·森对于他的祖国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亚洲发展中大国始终给予了特别的关切。我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着与印度相似的发展背景的中国也许应该更多地倾听一些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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