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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府部门倾向于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这一方法表面上看来秉承了宏观调控的逻辑，简捷有效，其实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与市场化进程格格不入。
叶檀
3月17日，央行上调房贷利率，这是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第二次上调房贷利率，反映了
有关当局对房地产业过热这一基本形势的判断。基于同样的判断，18日下午，央行上海分行召集上海中资银行负责人开会，尝试协调在沪各银行的房贷利率，使之尽量趋向统一。（3月21日《每日经济新闻》）如果说央行的做法有一定道理，但央行上海分行的做法，则有干预市场之嫌，其结果很有可能南辕北辙。
没有一个市场可以纯粹到从Ａ行动直接推导出Ｂ结果，完美的逻辑推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充斥了各种利益博弈的、充满不可预知的变量的市场。由于市场的丰富的不确定性，各微观主体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正因为如此，越俎代疱从来不为各微观经济主体所欢迎，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
曾有学者指出，所谓“理性”选择的理性，已脱离传统理性的定义，而和市场里的效用近似。市场主体的理性方法论，秉承的是方法论上的效用主义。各银行对上调房贷利率态度大相径庭，工行、建行、民生、招商4家银行明确执行6．12％的基准利率，交行、中信、光大、浦发等股份制银行明确执行5．51％的下限利率，也是出于各行的效率考虑，希望取得最佳市场收益。
房贷市场的大户工行、建行力挺6．12％的基准利率，并不意味着他们热心平抑房价，而是凝固化的高利率有利于捍卫他们在房贷领域“巨无霸”的地位；其他银行偏向于下限利率，并非因为天性慈善，而是偏低的利率有利于他们在房贷市场分一杯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去年访问中国时，曾经慨叹：中国出台了那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所谓宏观政策，即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微观政策，则是旨在对某一具体行业的限制性措施，如央行上海分行试图统一所有银行房贷利率的做法。
一些政府部门倾向于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这一方法表面上看来秉承了宏观调控的逻辑，简捷有效，其实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与市场化进程格格不入。
我们应该正视如下现实。首先，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各个利益主体穿插其间，施加程度不同的影响，原有的主要对应于计划体制的价格传导系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次房贷上调，各利益主体高见纷呈。令人深思的是，拟议中的受益者即普通中产阶层多数并不表示感激，因为正是这一阶层对房贷利率的升降最为敏感。如果房贷利率凝固在较高的利率水平，这一阶层所受的冲击最大。
其次，由于企业主体已经获得部分自有定价能力，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通常会采用“点穴法”，对各个目标客户群进行精确定位，具体体现在贷款折扣、议价方式等各个方面。华夏银行总行个人业务部总经理明确表示：总体按央行的基准利率执行，但会依据不同客户的资信状况有所浮动。如果各个银行都如法炮制，采取灵活的浮动利率，整个市场最终得到的是平均利润率，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
房贷利率凝固化将导致消费者与企业的双重不满，最后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双输局面。许多时候，一项立意高远的经济政策的出台，未必能在现实的市场运作中达成所愿。这只能说明，该项政策在设计时，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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