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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推动发展的力量明显增强，企业自主增长的机制开始形成。……今年1到2月，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市场流通也很活跃，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稳步增长，全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增长。”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20日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这样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定性。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我国1至2月工业增加值累计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
点，达到16.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剔除掉价格因素，实际上涨到了11.7%，比去年同期高了2.6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7%，其中出口36.6%，比去年同期增速快7.9个百分点。
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到底如何？中国经济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在本次论坛上，各界专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经济态势开局不错
“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今年的头两个月继续保持了2004年以来平稳较快增长的趋势，开局不错。”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司长郑京平说。他认为，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比去年同期只是略微加快；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有了大幅度回落，去年同期增长53%，现在回落到2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幅度也达到了11%点多，进出口是110亿美元，所以需求还是可以比较旺的。”
郑京平重点解释了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突然大幅度上涨。他认为1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1.9%，2月份一下跳到3.9%，尽管跳动非常大，但并不能说明通货膨胀已经显现。“2004年的春节是在1月25日左右，2005年的春节是在2月9日。这个时候2月份显示出来的数据和1月份显示出来的数据都是不可比的，所以我们要看的时候要把1、2月份的数据累计起来看。”
但即使是看1至2月份的累积数据，2.9%的上涨幅度也比去年同期高了0.3个百分点。对此，郑京平表示，1至2月份CPI上涨中，翘尾因素所占的份额比较大，占1.4个百分点，而新增因素只占1.5个百分点。
对郑京平的观点，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却持有异议，认为今年中国经济的反弹压力非常大。
哈继铭也重点谈了他对物价的看法。他承认今年1至2月份CPI同比增长2.9%，的确有翘尾因素的干扰，但剔除掉这个因素看累计增长，也达到了2.4%。“这是近5年来累计增长最大的，还没有包括所谓价格管制、反馈等等其他因素。”究其原因，他认为既有工资上涨的压力，也有前期包括电价、水价，甚至工业门票等行政上限制转嫁的价格现在不断开始上涨的原因。此外，人民币随美元而贬值造成的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在不断地显现。“就这些方面来看，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更何况由于中国有很大一部分消费活动不是以投资活动体现的，CPI还难以完全反映真实的通货膨胀情况。比如一些关键产品的价格存在管制，油电煤运的矛盾也无法反映到CPI里面，农村的贫困更是使得农村对教育和医疗的需求不能在CPI指数里面反映出来。
高增长还会保持5到10年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8%到9%的高速增长，至少在今后5至10年都应该是这样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司长郑京平在会上表明了自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
郑京平分析认为，中国高增长的支撑因素有三个：一是高投资，即高储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他介绍说，中国有将近44%的高储蓄，而同期在国际上，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8%，欧盟主要国家也只在20%左右。同时，中国的发展前景、市场以及投资环境在国际市场被看好，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也支撑了中国经济高增长；二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的应用，释放了大量的生产力，并且在这方面的潜力空间还相当巨大；三是社会的稳定。
郑京平同时指出，随着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高储蓄率时代可能会在15年到20年后结束，一些问题也会显现出来，比如投资回报率低等。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而且也已经看到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并且正在采取措施向着正确的轨道上迈进。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可以保持持续较快的发展。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完成了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最新分析预测。课题组分三种情景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进行了预测，按照基准情景，“十一五”期间经济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按照不变价格（2000年价格）计算，“十一五”期末，GDP总量按美元计算将达到23000亿美元左右，人均GDP将达到1700美元左右；2010至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放慢，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7%左右，到2020年，GDP总量将达到47000亿美元左右，人均GDP将达到3200美元左右。
推动“十一五”期间以及2010至202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将仍然是快速的资本形成，其贡献率分别达到了63%（协调发展情景）、66.7%（基准情景）和71.7%（风险情景）。同时，由于城市化、人力资本投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到2015至202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比“十五”期间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实现未来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关键。
走重化工业道路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所要采取的路径，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中国要坚持走重化工业道路。
“从长期来说，中国社会要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最大的挑战是几亿农民的转移和就业问题。”樊纲说，中国有5亿农民，已经转移出了1.5至2亿，最终还剩下8000万到9000万人继续种地。至于其他的2.5亿至3亿农民，要转移就业，就要扩大就业机会。
他分析说，全世界全部制造业能提供1.6亿个就业岗位，其中8000万已经在中国，最多也就能再争来4000万个岗位；我国经济增长可以再增加5000万到6000万个岗位，世界未来20、30还能够增长4、5亿的就业机会，但是“印度有16亿人，东南亚还有6亿至8亿人，都是农民，都要就业，在这个竞争当中，能不能把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吸收到中国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反对重化工业的增长，其实并不是反对重化工业本身的增长，而是反对资源浪费型，没有行业竞争力、没有效率的重化工业的增长。”他承认，中国现在各种能源的消耗在世界上可能是最高的，中国要发展，尤其是重化工业要发展，资源利用率问题必须解决。
“我们的增长方式之所以差，之所以耗费能源，重要的一个制度因素不仅仅是价格制度，而是资源的产权制度。”资源的产权制度已经成了改革的当务之急，产权制度不合理是我国资源开采利用率低的根源，樊纲指出。“迄今为止，中国资源产业没有为资源付费，企业对开采权不付费，不支付严格意义上特许权税，所有的收益都变成了利润收入，所以中石化、中石油利润这么高。”
“我鼓吹中国发展重化工业的前提是重化工业，包括价格制度保证都是有效率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樊纲反对“提升产业结构”的说法。他说，虽然中国企业做的多数是低端的、传统的产业，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但是同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这些产业不能放弃，这其中也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只有这些产业能创造就业。因此，他认为更适当的提法是扩充产业结构，向高端扩充，但旧的原来的仍然要保持，尽可能地将就业机会留在中国。
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从中国现代化过程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及国际背景来看，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所面临的任务十分紧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部长张军扩说。近年来，无论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比较角度看，还是从同时期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而未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潜力还很大。
张军扩介绍，我国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单位增加值的资源消耗呈现下降趋势、单位增加值的排污量呈现下降趋势、增量资本产出比没有明显恶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
他举例说，从1980年到2002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中国每万元GDP能源消耗从14.34吨标煤下降到4.76吨标煤，22年间总下降幅度达66.8%；每万元GDP电力消耗从7200度下降到5200度，22年间总下降幅度为22.7%。从国际范围来看，这样的下降幅度既不逊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不逊于发达国家，更不逊于发展中国家。
尽管从中国自身纵向比较来看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张军扩同时指出，由于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加之经济体制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尚未完成，因此从现阶段中国能耗物耗的绝对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程度仍然较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潜力依然很大。
“这主要表现在重要资源的利用效率依然很低、污染排放强度高和交易效率低、交易成本高等三个方面。”张军扩举例子说，中国2000年每吨乙烯综合能耗为1212公斤标煤，而同年日本的水平为714公斤标煤；2001年中国6千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能耗强度为每千瓦时385克标煤，同年日本九大电力公司的平均水平为314克标煤。
他介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交易效率低、交易成本高。具体而言，因为经济体制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法律制度不健全，市场信用状况差，市场秩序不良，在这种情况下，在发达国家一笔交易就能够完成的一个经济往来，在中国可能需要多笔交易才能够完成。同时，由于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技术手段和管理水平不高，完成同样一笔交易，在中国可能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
针对存在的问题，张军扩强调，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资源也将难以支撑，国民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据国土资源部对中国资源储量、生产能力以及需求的分析和预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45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到2020年中国将面临短缺的有10种，严重短缺的有9种。
对此，张军扩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消费者形成可持续消费的模式；改革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弱化经济性管制职能，强化社会性管制职能；改革和完善重要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形成一整套系统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体系；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合理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同时政府应与市场相配合，促进关键技术创新。（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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