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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政府应当更注重于怎样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一直存在着争论。而在这一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关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如何定位的问题。3月3日开幕的政协全会上，政府部门是否存在着越位或缺位的问题，成为政协委员们激烈争论的议题。“政府部门目前对于经济的调控存在着很多的越位情况，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今年政协全会开幕当日，刚刚办理完报到手续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和化工工业协会会长谭竹洲这样对《财经时报》表示。
政府管得太多
与持续一年多的紧缩性调控相伴，被调控挤压的钢铁、水泥以及有色金属等行业的人士，对政府部门的“越位”提出严重质疑，甚至有来自这些行业的政协委员认为，是宏观调控，造成了目前很多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而钢材价格的猛涨是这些人士拿出的重要依据。2003年以来，中国钢材价格涨幅在80%以上，因此很多人认为，正是政府部门过多干预，扭曲了市场运行，造成钢铁价格的上涨。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那些没有被整顿的行业人士，也对目前政府部门过多干预经济表示不满。政协委员、山东尧王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宗立成向《财经时报》透露，目前，各地一些政府主管部门普遍存在着干预企业经营的现象，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发展。宗立成以其所在的山东青州市为例介绍说，每年市工商局都要到下面来进行民间企业经济纠纷的调解。“或许政府部门是出于好意，想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但企业却被迫抽出很多精力来应付，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发展。在宗立成看来，调解经济纠纷本来是司法程序应该解决的事情，根本无须政府行政部门来出面干预。“我希望政府部门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越位不多缺位不少
政协经济界委员李志民的见解是：“目前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存在更多的是缺位问题，越位现象相对较少。”李志民此前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任职。“你能说家长在孩子18岁之后就不管孩子了吗？”采访中李志民反问。不等记者回答，李志民自己回答道：“当然不能，只有当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结婚之后，家长才会放心让孩子自己去生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是这样，现在中国的企业还很不成熟，需要有政府来引导。”李志民认为，目前政府还不能退出经济的主管领域。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企业还不知道如何去经营。很多基本问题都无法通过行业协会来解决，更不用说是企业自身来解决了，所以还需要政府来做必要的服务。因此，李志民认为，目前所谓政府越位问题，是因企业过于弱小所致。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李志民认为，目前政府行为更多的是缺位问题，而越位问题很少。
需要客观评价
3月3日下午，政协会议正式开幕前，记者采访到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这位经济学家背景的政协委员首先指出，政府目前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如果不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钢价还会涨得更高”。他不承认目前政府部门过多地干预经济的说法。此前有舆论认为，调控中，政府动用的行政手段过多。林毅夫则认为，动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是世界惯例，无可厚非。同样是经济学家的政协委员吴敬琏则指出，从整体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并不存在越位的现象，但“这并不能排除个别政府部门出于权力和利益的考虑而过多干预”。吴敬琏指出，此前喧嚣一时的手机“牌照发放”，就是政府部门过多干预的一种表现。“但目前，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纠正了这一做法”。吴敬琏认为，在评判政府越位还是缺位的问题上，不应该按照教科书上的定义来界定。“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完善，因此政府主管部门还是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但是，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来完成它应该承担的使命。”谭竹洲希望这段时间越短越好，“我希望企业能够自主经营的日子早一点到来”。
政协委员萧灼基:宏观调控要有明确的阶段目标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首先是要制定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同时要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而对于是否应该对钢铁行业进行调控，萧灼基提出了保留性的看法本报记者钮键军沈小雨“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人们需要认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经济，而是有管理，有调控，有章可循，有序可循的经济。”全国政协会议当天，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萧灼基接受了《财经时报》的专访。他指出，宏观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贯穿于市场经济活动全过程的客观存在。设立明确的短期目标《财经时报》：宏观调控压低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萧灼基：有人误认为，加强宏观调控，就是不要发展，不要经济增长，这是完全错误的。发展是硬道理，同时也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硬道理。发展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目的。《财经时报》：您认为这次宏观调控已经达到预定的目标？萧灼基：你这个问题，就是我要在这次会议中进行大会发言的重要内容。我认为，中国目前缺乏宏观调控的阶段性目标，因此我现在很难回答目前的状况是否已经达到了政府此前预定的目标。我上面说过，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常态，因此每次的完善和加强都要有自己的针对性。这次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是压缩部分地区和项目的投资过热，降低由于投资增长过快而引起的煤电油运紧张，经济增长率过快。但如果把目标定为“调整产业机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体制改革”，就显得题目过大了。当然，这次调控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加快国企改革。但要以这些作为目标，那调控就缺乏具体的针对性，也就难以界定阶段性的成效。因此我在这次会议中，会把建议制定一个有针对性的具体调控目标作为一个主要议题来谈。《财经时报》：有人指出，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政府采取的行政手段过多，经济手段太少，您对此有什么评价？萧灼基：中国经济正在转轨过程中，运用行政手段轻车熟路，而采取经济手段则缺乏经验。因此，在调控开始时，或调控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就会首先想到采取行政手段。但需要注意的行政手段的副作用极大。比如在这次调控初期，由于行政手段力度大了一些，投资增长的落差也随之加大。虽然从结果上来看，达到了抑制增长的目的，但后面作用也不可忽视。因此，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如何提高调控的水平是个关键。要有长远眼光《财经时报》：据我了解，一些地方抱怨，一些有价值的长线项目在这次调控中被迫下马了，原因仅仅是因为投资期过长，您如何理解“有保有压”这个提法？萧灼基：“有保有压”是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则。把一些长线项目压短或者责令下马，而对于一些短线项目进行扶持和拉长，这是无可厚非的。因此，对于政府压缩产能过剩的钢材、水泥等投资项目，同时加强农业和能源的投资，我是完全支持的。但“保和压”不能只从项目或规模上考虑。“保和压”的界定更应该建立在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上。应该看到，对于钢材这样的大型投资项目，一般要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才能形成产能。在这期间，国内市场的供需状况和国际市场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押长线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避免若干年又出现像当前煤电短缺的情况，从而制约经济的增长。另外，宏观调控必须注意成本。比如一个项目下马，直接的资金损失是多少，由谁来承担；半截子工程由谁来处理，职工失业谁安置；尤其是银行贷款如何归还，会不会因此形成新的不良资产……等等。会有许多成本。因此，在今后的调控中，不能只注意调控的效果，还要计算调控的成本。
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国际商会会长俞晓松委员：经济主管部门权限还需调整
本报记者沈小雨钮键军中国经济真正向市场经济转化，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希望这个过程经过3年或5年大家都能够就位。政府不再越位、不再错位。现在政府部门，特别是一些主管经济的部门，他们的权限还需要调整，而且这些部门还是比较习惯于传统办法，我要鼓励什么，号召什么，有些根本不要政府做，企业要发展，不需要你鼓动，每个企业的老板都希望自己发展。但是，现在政府还在想企业主们该想的问题。政府该做什么？什么事情不符合社会协调和持续发展的事，政府要管，这就算就位了。这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包括现在对外经济工作，创名牌，报纸上说工商总局还要授予中国驰名商标等等。如果它已经是个驰名商标，为什么还要你给他挂个牌儿？老百姓都知道的，已经认同了。我觉得这就是错位，工商局要打击假冒伪劣的产品，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中信董事长王军委员：政府要引导有序的竞争
本报记者沈小雨钮键军我们总觉得政府在体制改革中间难免在效率上有问题。过去，政府对项目的管理采取审批制，现在改成核准制，看上去进步了，其实和审批制没有多少差别，现在反而程序增加了，时间拖长了，效率下降了。这个应该说是政府缺位了。我们希望中国能更市场化一些，企业的问题自己解决，竞争使市场更规范。在政策上，应当鼓励有序竞争。比如，我们有很多工程在国外，政府表态哪家企业能去，但并没有次序性的安排，结果无序竞争最后损失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个项目，开始人家接受的价钱到最后，无序地竞争导致我们只能拿到原来价钱的40%。有些时候，政府可以指定一些有资格企业来配合完成一些国际性的项目。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尤其是政府间合作的项目，政府认为哪几家企业做这种事情，我们可以形成一个联盟把项目分而实施，要比引导无序竞争好得多。
作者：钮键军 沈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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