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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歌 王永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与政策研讨会”日前在安徽合肥举行了首轮会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在会上透露：此次国发中心牵头的“中部崛起”课题将在听取中部六省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完善初稿，以提案的形式上报即将召开的“两会”，“两会”后课题组的成员将对中部六省进行充分调研，今年5－6月份课题组将完成
终稿并上报中央政府。国发中心课题组的目的是：中部崛起战略虽然已经明确提出，但还缺乏推进的具体目标、思路和政策，因此课题组将会尽快明确这一战略的具体内容，并纳入“十一五”规划全面启动实施。
中部很受伤
中部六省（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地处内陆腹地，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0．7％，人口总数占全国28．1％，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2．5％。在东部、西部和东北三大区域政策的挤压下，中部地区陷入了一个国家区域政策的“塌陷区”。
李剑阁说，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及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都明确提出要促进中部崛起，但到目前为止，中部如何崛起的对策和建议还不够，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政策。
“中部现在应该对自身的历史定位非常明确。在战略上，只有与国家的发展相统一，中部自身的的发展才有方向，中部发展的实质应明确什么是自身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中央政府帮助的，中部发展虽然各不相同，但也有共同的特征：中部农业开发较早；是农产品的主要产区；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传统文化积淀深厚，这里面既有传统的优良文化但同时也有保守闭塞的部分。”李剑阁强调。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是根本
当国家提出“中部崛起”的战略后，中部各省都纷纷提出争做崛起的领路人，在中部各省间率先突破。在此崛起声中，李剑阁提出的“崛起的实质”却一直是各省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
从总体来说，中部地区面临的问题大同小异。安徽省常务副省长任海深代表安徽提出的中部崛起的政策环境得到了与会者共识。任海深说，促进中部崛起，增强这一地区的自主发展能力是根本。
在任海深看来，首先要促进中部的“造血”机制，增强中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重点扶持农产品加工业，引导和支持在中部长江流域及资源富集地区布局重化工项目，制定加快中部深度开放的促进政策。为此他建议，国家在中部增设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重点扶持中部粮食主产省国家级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增加对农产品深加工和支农工业政策性贷款；适当提高农业加工产品出口退税率；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及新一轮工业布局上，要考虑和带动中部地区工业振兴和经济发展；扩大中部对外开放领域，增加汽车、化工、ＩＴ等作为中部吸引外资的优势产业；适当放宽中部区域内对外开放决策权。
其次是在土地、财税政策上向中部地区倾斜。任海深建议，国家在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中，对中部地区实行与东部有区别的政策，特别是在土地政策方面应尽量满足中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合理需要；重点引导中部地区农业改造、工业升级、现代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能源、交通、通讯、水利、城乡公用设施、环境内外保护等方面的投资，跨省区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应主要由中央承担；加大对中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组建中部地区性开发银行，支持中部企业上市融资。在中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中部地区资源性城市应享受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有关政策。
主流的困境：没有路标的未来
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礼明认为，中央对粮食风险基金和粮食补贴措施不合理。他形象地说，按照现在的这种产区负担而销区不负担的模式，对农业大省来说实在不公，无形中形成多做贡献多吃亏。他同时还认为，应该将阳光工程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发达地区的用工企业应该支付培训费。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方瑜垠在粮食问题上的看法与刘礼明相似。方瑜垠认为，农村改革一直落后城市改革，现在农村的改革到了升华的阶段，土地问题是核心，民工潮在客观上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流转，但随着支农政策的出台，现在的土地流转出现了回流，中央应在这方面予以重视。
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立国和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董天锡则强调，对中部的支持应放在城市集群的建设上，他们认为发展大流通、大市场是中部的优势。余立国认为中部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建立好的市场机制上，未来不能光看资源的多少，而是看聚集资源的能力。
因为政策“塌陷”而被列入中部方阵的山西，由于其产业结构跟中部差别很大，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劲民在发言中将山西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矿”上，他认为山西为国家贡献了很多，但也留下了很多包袱，现在山西的一些老工业城市如太原、大同急需加入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行列。
对于各省的众说纷纭，李剑阁主任对中部各省给予了提醒。他说，中央区别对待的政策会越来越少，不可能照搬长三角、珠三角、西部、东北的模式，中部必须走自己的模式。中部集中了全国农民总数的近1／3，更多地应该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农”字方面研究新的出路，研究中央向地方区域政策倾斜的空间有多大，中央政府在区域政策中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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