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海建“民工荒”是近日媒体普遍关注的问题，来城市务工的农民减少成了问题的症结。我们不妨从“农民工”与“城里人”的差异为视角，反思一下“民工荒”的制度原因。农民工的流动意味着制约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正被某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撕裂。而在这种撕裂过程中最为沉痛的是农民工。受国家政策和旧观念的影响，农民工成了城市的“边缘人”，他们身上不仅背着剪不断的乡愁，更附带着中国改革和时代进步的阵痛。而制度设计是一个群体获取资源、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农民工对一个城市的亲疏认同、对城市发展的光荣
与梦想，基于现存制度能不能为他们提供较大比较利益的理性考虑。首先是农民工的政治权利需要被制度关照。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首次以中央名义作出重要判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所享受的待遇还远远不如城里人，其政治参与权利日趋边缘化。建立、完善有关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具体法律、法规，努力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其次，政府应该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安排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工认同、共享、融入城市文明。“农民工”与“城里人”的距离是以“户籍制度”、教高的“就业准入制度”等为载体的，这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如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孰重孰轻、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民工的“市民待遇”。政府可以把外来工对住房、学校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整体建设规划，为合法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工作和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在封闭社会，先赋性规则(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后致性规则(个人能力、教育程度等)理应成为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尽管户籍制度等正在逐渐剥离，但制度的惯性作用依然存在，缺乏配套的“市民化”的制度创新，必然会抑制农民工阶层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我们看到，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大多是来自于农村的“精英群体”。对于农民工阶层内部成员文化的同质性、交往的内倾性、生活方式的趋同性，城市居民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与宽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以及传统制度的改革、以制度公平削平“农民工”与“城里人”的距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必将会被一元的和谐“居民社会”所取代。到了那个时候，“民工荒”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
（金陵／编制）（来源：金羊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