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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经济观察报》主笔邮箱：ｘｕｚｈｉｙｕａｎ＠ｅｅｏ．ｃｏｍ．ｃｎ
2005年1月初，在传统基金会（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全球经济体自由程度的评选上，香港连续第11年蝉联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紧随其后的是它在亚洲的姊妹城市新加坡。但这个评选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是不令人信服的，他们相信，政府与大商人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可能正在毁掉这个城市的未来。即使失去了十年前那种更为充沛的活力
与自信，但这家著名的美国保守派思想库仍然相信，香港是经济自由的“招牌经济体”。
你可以不喜欢这座城市，它炎热的天气、封闭而势利的本地人心态、过分拥挤与喧闹，但当你在山顶眺望，发现那些交错林立的高楼全部是建立在狭窄的岩石之上时，你仍会发出不由自主的赞叹。
是什么造就了香港的繁荣？它的解释是如此众多。但所有解释者都会提到它的经济自由：香港不设置国家式的保护关税，把本地市场向全世界开放，而且范围几乎遍及经济领域中的各个行业。香港是全球少有的“自由港城”——整个香港地区都是开放区，而世界现有的自由港多为“自由港区”，即只将港口附近的地区作为自由港开放。
甚至世界上也很少有像香港那样在语言上迷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样名词的地方。只要你是中文世界中粗通文墨的人，也必然知道张五常与林行止，他们和他们的一大批追随者把经济学写作弄成与风月、与武侠小说一样流行，而且惟一主题就是“妙不可言的自由市场”。与被称作亚洲四小龙的其他经济体不同，香港政府从未在香港的经济增长中扮演过支配性角色。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回忆录里说：“二战刚结束时，香港的宗主国踏上了社会路线，但香港这个英国仅余的殖民主义地却展开了极端自由市场的政策。”在整个20世纪的世界进入了意识形态之争时，19世纪英国的自由放任精神仍成功地镶嵌在这个主要由中国人构成的城市中。
在提到香港的经济自由传统时，郭伯伟（ＪｏｈｎＣｏｗｐｅｒｔｈｗａｉｔｅ）是其中最不可忽略的名字。他是1961年－1971年间的香港财政司司长，亚当·斯密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真正传人。他在剑桥大学修学古典文学与经济，1941年被派往香港工作，但在轮船刚刚抵达南非的开普敦时，香港就被日本人占领，于是他在塞拉利昂工作了3年。1945年他来到香港，1961年开始执掌香港的经济政策。这位苏格兰人对于正在信奉政府应更多地干涉经济活动的祖国英国嗤之以鼻。在香港，他推行了自己的立场：一、公务员与政客都不懂做生意，干预市场是自不量力；二、生意人并非总是精明，他们一样会出错，但他们错了，是要自己承担后果，而不用纳税人替他们承担。他的言行使他看起来像是供给学派的创始人，早在1964年，他就说：“经济增长是走向社会进步之门。以我们的状况，我坚信低税率会比高税率能带来更大的收入增长。”
他甚至拒绝更多的公共投入，在教育、医疗、公共房屋等问题上，他都过分坚定地反对过多的投入。他相信，这些公共项目追求的一流标准的结果，常常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到。他也反对政府建造海底隧道、地铁等公共设施，因为政府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商业冒险。
在任内，他经历了1962年的大逃亡潮、1963年的旱灾、1965年的银行挤兑风潮、1967年的暴动、英镑贬值……种种危机，都会诱惑与逼迫政府进行更广泛的干预以稳定市场与人心，但他始终抵制住了这种诱惑。他说：“如果我们不能依赖生意人冒着风险作出的判断，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前途可言。……长远来看，生意人凭着个人判断作出的决定，就算经常出错，其杀伤力也肯定要比中央统筹的决策为少；要是私人出了错，这些错误也肯定会比政府的错误更能迅速地纠正过来。”
在彭定康与郭伯伟第一次见面时，前者这样说：“原来你就是这一切的设计者。”在香港的历史上，只有少数的几位英国官员在离任后，他的思想仍保持着长久与强劲的影响力，不苟言笑的郭伯伟肯定是其中之一。在香港陷入前所未有的缺乏方向感的时刻，重温这些人物，或许会有助于他们找到新的方向。而对于旁观者来说，不理解郭伯伟这样的人物的思想，也就很难真正理解香港。
作者与覃里雯、黄继新合著的《思想的历险》一书即将于2005年2月出版。）
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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