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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邮箱：ｔｈｓｌｐｉｎｇ＠263．ｓｉｎａ．ｃｏｍ2004年第5期的《当代》刊登了一部中篇小说《英特纳雄那儿》。尽管这部小说现在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但在不久的将来，其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也许会被人们经常提起。
小说的主人公“小舅”所在的矿机厂是一个国家大型骨干企业，“小舅”由劳模升任工会主席。一直到90年代末，工厂其实还是能生存的。但经过换领导班子，让工人集资买岗
位，工人掏不出钱，这样就有理由卖厂房卖设备，于是工厂倒闭，工人们则失业的失业，下岗的下岗。“小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抗争的路。《当代》编辑的推荐语是这样介绍这部小说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它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只关注改革不可逆转的滚滚车轮，而是关注车轮底下被人忽视的那一抹鲜红。或者说，它不再延续‘新时期’以来‘改革文学’的主调，诠释历史的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被压抑、被损害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但我们都知道，小说从来都要比理论的概括来得丰富。这一次也是如此，人们可以从中洞见的，是这次改革中更为丰富的内容。
随着故事的展开，《那儿》首先给人的冲击，是它用震撼性的故事展示了改革过程中对不同的个人和群体的差异性利益关系，特别是以下岗职工杜月梅为代表的底层群体的沉降过程，这样的过程对理论和现实都构成了挑战。
在过去的改革和转型理论中，论证的总是效率如何成为可能，关注的离不开体制和精英。于是逻辑就越来越收紧为：要么是回到旧的体制中去，要么就是由一部分人（通常是社会中的弱势者）做出牺牲来形成新体制。这样就使改革成为一条越走越窄的小胡同：要么前行要么回头。但问题是，这样的胡同往往会越走越窄。且不说在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同时能否真的建立起好的新体制（如同“小舅”所在的工厂那样），即使是真的建立起好的新体制了，这也不构成由一部分人做出痛苦牺牲的充分理由，因为利益是具体的。难道在前行与回头之间，没有其它的事情可做吗（比如拓宽要走的胡同或道路）？
事实上，地位的沉降是一个有着极为斑杂内涵的过程。在杜月梅这样的下岗者身上，这个过程直接而简单。“杜师傅是那样一种人，每天早晨六七点就推着一辆小车，上头装着几个暖瓶，几袋面包蛋糕，穿白大褂戴大口罩满大街吆喝：珍珠奶茶，热的！而到了夜里却换上一身时装，浓妆艳抹，十分青春地去霓虹灯下做哨兵”。这样的现实与过去记忆中的国企大厂豪迈的工人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更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不同的沉降过程也发生在“小舅”的身上。从现实的身份来说，“小舅”无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即使许多人下了岗，“小舅”的饭碗也是铁的，每个月拿着不菲的工资。但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小舅”生活得并不快乐。这种不快乐也许正是来自价值的衰落。小舅是个天才的技工，车钳锻铆焊没有一样不精通，年年是厂里的技术能手。他还用自己娴熟的技术解决了维修外国客轮时遇到的难题。然而今天“小舅”的价值仅仅是一个无下岗之忧的工会主席。
这让我想起一个上个世纪80年代修鞋老师傅的故事。一个手艺很好的修鞋师傅后来不做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年龄大了，眼睛花了，现在做的活儿已经不是活儿了。老师傅的话很普通，但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尽管在很多人的眼里，修鞋是一种很卑微的工作，但在老人那里，一种高超的手艺，是具有相当神圣的价值的，以至于做不好宁可不做。其实，以前那些天桥绝活儿的练成，无不具有这种神圣的价值在里面。“小舅”的郁郁寡欢与这种价值的失落无疑是有关的。
当然，“小舅”最后的死，不惟价值的衰落，力量悬殊的绝望感、众叛亲离的过程、以及内心的孤独，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原来那一切价值的衰落所导致的耻辱感是造成“小舅”悲剧性结局的砝码之一。这意味着，伴随着结构上地位沉降的，还有一种价值失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变得日益单一化，即以金钱来衡量的成功。相反，一切不能带来金钱的价值，都会受到无情的羞辱。而这个过程与结构结合在一起，地位的沉降之上又复加了一种价值的失落。在现实中，这种羞辱常常体现为上层与下层之间。这也是断裂社会更深层的内涵。
去年春天我曾经在本报写过一篇短文《寻找多数人的家园》，意思是一个社会如何在结构和价值上为多数人提供一种可以心安理得生活的家园。可以说，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紧迫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而改革的结果无疑是应当拓展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
作者：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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