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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正在经历两年前相同的一幕——需要面对证券市场指数的新低和纷踏而至的猜想及传言。
2003年1月，这位低调宽厚的前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在其就任证监会主席一职的第一个新年工作日就承受着股市下跌的压力。2003年1月2日，沪综指数下跌37．02点，收盘于1320．63点。市场当时一片慌乱，随之而来的是对尚福林执掌证监会的无数猜想。
2005年1月6日上午1015，沪综指下探至1234．24点，这是自1999年5月27日以来67个月的新低。此后，坊间再次传出中国证监会高层人事更迭的传闻。1月12日和13日，内地多家媒体报道包括证主席、副主席、主席助理在内的证监会高官的一系列职位可能发生变动。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可能成为中国证监会新一任主席。但截至记者发稿，此消息并未得到证监会和财政部的证实，虽然接受记者采访的证监会和财政部的一些官员都表示最近这样的说法一直在两个部门内部流传。
事实上，对于中国证券市场，比期待一位新领导人更迫切的是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
低谷蔓延
2004年的中国证券市场，痛苦如风般无处不在。
这组截至2004年底的数据所透露的信息，似乎更让人忧心忡忡。2004年，我国内地企业2004年海外ＩＰＯ含Ｈ股以及在纽交所与纳斯达克上市募资总额首度超过国内Ａ股市场。2004年深沪两市发行的98只新股共募资353．46亿元，创下1997年以来首发募资额的最低点；而去年仅香港上市的33家内地公司的募资额已高达500亿港元，如果再加上网通、ｅ龙等在美国上市的筹资，其总额将远超过国内Ａ股市场。
与之相对应的是，2004年国内Ａ股市场ＩＰＯ总额不仅创下1997年以来的新低，也是自2001年以来连续第4年下滑。尽管2004年ＩＰＯ的上市公司数量有所上升，但融资总额继连续下降三年后再次加速下滑，全年筹资总额较2003年减少了超过100亿元，降幅高达22％，其中包含了2004年刚启动的中小企业板的91亿元的融资额，而沪市的ＩＰＯ总额同比下降了47．69％。
“尚福林上任时股指1300多点，至今仍差不多，‘上涨幅度几乎为零’，这似乎暗合了他的风格。”颐和财经首席分析师张卫星称，“在他差不多两年任期内经历了两次大的震荡：一次是ＳＡＲＳ行情，一次是今年9月股指跌破5年铁底1300点。此外，股市的边缘化危机也在此期间进一步加剧。”
2004年更为痛苦的是危机四伏的中国证券业。南方证券被托管，汉唐证券、闽发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等被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托管。
而证监会在对挪用保证金、委托理财、国债回购事件的查处上，大半证券公司牵涉其中。经过证监会两番检查，证券公司用资本金补后的保证金缺口还在600亿元。而一大批券商不同程度的进行了违规的国债回购，保守估计欠库总额高达100亿以上。
“券商多年以来都是一种负债模式运营，委托理财，挪用客户保证金和国债回购资金拿来买股票这些都是证券公司事实上的负债。因此券商出问题很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世纪证券副总裁曾宪泽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博士也指出，“中国券商积累下的坏账已经达到900亿元左右，中国券商作为一个行业，目前在整体上已经处于零资产的状态，在技术上已经破产！”
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地雷”也在接二连三地引爆，在2005年1月4日－1月6日三天，证监会不仅公布了对丰乐种业的处罚决定，同时宣布对方大Ａ和利嘉股份进行立案调查。此前的2004年12月22日，伊利股份5名高管被拘。2004年12月17日，证监会宁夏监管局稽查工作组正式进驻吴忠仪表，开始对其进行调查。2004年12月15日，证监会责令盐田港和华星化工出具了整改报告。
易凯投资董事长王冉指出，“上市公司以圈钱为目的，而投资者到股市的目的也成了一种投机行为。”
此外，由于大部分股票不能流通，“公司在融资上市以后，上市公司变成一个大股东及内部人控制的实体，它主要体现内部人的利益最大化。”曾经考察过伊利股份的赤子之心基金经理赵丹阳有着深刻地感受。
“而去年下半年停止发行新股，使得投行业务全面瘫痪了，没钱赚。市场上股票价格不合理，投资者不认可。”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所所长胡汝银指出。
事实上，证券市场的混乱与低迷已经不可避免地震动到相关的金融企业。最为明显的就是中国人寿与人保财险相继因为问题券商问题而身陷泥潭。由于受托证券公司闽发证券、汉唐证券相继出现违规经营而被托管经营，造成保险巨头几亿元的巨额资金基本上成了“呆坏账”。
“多少年来累计的问题都在弱市中集中爆发了。”世纪证券副总裁曾宪泽指出。
两年功过
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证券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2004年2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称《意见》），这是12年来管理层第二次全面规划资本市场。
“《意见》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适应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模式和思路，它突出地强调了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著名学者吴晓求认为。在他看来，未来2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资本市场建设将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
市场对《意见》给出了热烈的响应。从2004年2月2日开始的四个交易日内，沪市上涨了103点。同时，沪深证券市场合计平均成交金额达390亿元，而在2003年年底沪深证券市场合计平均成交金额只有170亿元。
热烈的气氛仅持续了四天，此后，对国九条的期待很快被淹没在跌跌不休的市场中。2004年9月9日，沪指更是击穿了坚守了5年的铁底——1300点。尽管距尚福林上任时只有100多点的落差，但它却使早已陷入熊市的股市更加岌岌可危。
“谦和、稳健、聪明”，证监会内部人士说，“比起在农行，尚福林更加低调。”
在很多人看来，与周小川的理想和激情相比，尚福林稍显低调和务实，两年来，尚福林对资本市场的基础性整理，主要有8件。
一是加强了法治工作，促进了《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的修改或出台；二是重新肯定超常规发展机构的思路，把证券市场投资基金作为市场主力来推动并引进了ＱＦＩＩ；三是引导和督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风险内控机制，主要是修改了《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等三个文件；四是推动上市保荐制度，改革发审委制度，强化对发审委活动的社会监督；五是试图拯救死而不僵的券商们，推动券商创新和拓宽融资渠道；六是完善新股发行定价机制，实行ＩＰＯ询价制度；七是遏制大股东圈钱行为，拟推出股东类别表决机制；八是提出“股权分置”概念，推动高层出台“国九条”。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苑德军表示，尚福林在制度建设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证监会近两年制定的法律法规明显增多，比如《证券投资基金法》、《上市公司治理指引》及保荐人制度、股票发行的询价制度等。在即将修改的《公司法》里引入“强制上市公司分红”等条款，这也是证监会的功劳。
苑德军认为，市场的监管力度在增强，上市公司造假之风在一定程度上被遏制，财务报表相对变得真实可信。此外，证监会在解决资本市场重大问题上也有所突破，提出了“股权分置”的概念，培育和发展了机构投资者，拓宽了合规资金的入市渠道。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也认为，尚福林积极推进证监体系建设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市场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修复，并开始试图走出边缘化的危机。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没有一个好的资本市场，中国的金融改革就不可能顺利完成。
相比局外人，局内人的感受或许更为真实。有证监会内部人士认为，尚务实，为人谦虚，不张扬，很朴实。“我们认为这两年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市场并没有看到什么好转（在指数上），但上市公司的质量有了提升，一批真正的好公司开始出现了，券商的治理虽然并不彻底，但走出第一步很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纠纷”。这位人士坦承，证监会的工作开展并不容易，受到制约很多，尚福林也有很为难的地方。
“我们现在其实也很迷惘，这个时候的市场是最不好管理的，坏的东西还没有驱除，好的方面已经有所显现，如何识别，如何保证其发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上述证监会人士进一步表示。
事实也证明，这个拥有7000万投资者，市值已经达到了5万亿的市场何去何从，已经不再仅仅是证券行业的问题。
股市定位
似乎，证券市场已经变成一个让人警醒的市场。2004年，银监会、保监会不停地告诫其监管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要轻易沾碰证券市场；2004年，上海国资局甚至发文要求下属国有企业定期收回在证券市场的投资。
由证券行业的风险传递而来的整个金融业的风险似乎正在加剧。这个在我国市场化程度不足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改革者希望借助最能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特征来冲破传统体制障碍的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袭来的时候却一而再地遭遇尴尬。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2004中国金融国际年会发表演讲时忧心地指出，南方证券、闽发证券、“德隆系”企业、“国债回购”等事件暴露出的动辄十亿、百亿的资金黑洞说明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遥远幻影”，而是“现实危险”。
一方面，从2002年起，央行先后向问题券商鞍山证券、新华证券、南方证券等发放了100多亿再贷款。“央行收回再贷款的希望极其渺茫”，东北证券的一位人士直言。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也认为，用央行再贷款提供救济资金只是权宜之计。从宏观来讲会引发两个问题：隐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及政府公信力下降，并且容易让金融机构产生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式微势必增加银行的负担。市场经济下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两条腿走路，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但现在整个中国经济的身躯几乎全部压在了间接融资这条“腿”上。可以看到的事实是，股市的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极度弱化。2002年2．4万亿社会融资总额中，股市融资仅为962亿元，仅占4％。2003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额为2．99万亿，股市融资仅为720亿。2004年预计的2．4万亿的融资总额中，股市融资也仅有900亿左右。股市融资不足4％。与此相对应的是，近五年来，我国ＧＤＰ的平均增长高达8．5％以上，ＧＤＰ值已突破12万亿。
“这种现象表明企业风险有可能集中向银行扩散转移，企业过分依赖贷款，不仅影响自身的发展基础和效益，而且会进一步加大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投资基金立法小组专家王连洲评价道。
风险不仅仅在于扩散转移。韩志国更进一步认为，中国金融体制没有股市的发展是不能理顺的。“四大银行上市，没有良好运行的股市能行吗？”他说，“现代市场经济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股市影响的不仅仅是股票，影响的是企业制度、社会机制甚至是社会信用。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只占国内企业的15％，但却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中国金融的改革重点应该放在股市。”
“事实上，中国股市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定价问题和定位问题，前者说了有几年了，也有了一些改进。但定位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福建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总说，“股市最早的定位是为国企服务，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真正发挥这个市场投资平台的作用。”
也许，股市的重新定位已经迫在眉睫。
经历了四年熊市打磨的中国证券市场，浮华散去，但困扰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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