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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伊拉克的中国人质事件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遭恐怖分子绑架，而且，我们已经见过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但在这一次，我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次，我们真的被迫告别了一个逐渐逝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我们曾经安全地避免了很多潜在敌人的注意；这一次，我们必须彻底醒来，为没有边界、没有理性的袭击认真做好准备。
在2004年10月18日第182期的《经济观察报》上，我们为发生在巴基斯坦的绑架中国人
质事件发表了社论《恐怖主义不会区别对待我们》。我们认为，我国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当今全球恐怖主义会因为我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不称霸，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而区别对待我国公民。
这次发生在伊拉克的绑架只能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念。
不同与以往绑架中国人质事件的是，此次伊拉克的绑架者非常明确地、熟练地使用了他们的惯用手段：在绑架人质后通过电视媒体将消息传向世界，要求被绑架公民的所属国表明政治立场，以最短的时限制造最大的戏剧性效果——这些手段曾被用来对付美国人、法国人、波兰人、日本人、韩国人……但这是第一次用来对付中国人。绑架8个中国劳工的阿尔－鲁曼旅要求我国政府“说清楚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事实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表明对伊拉克人民的和平和友善立场，我们一再坚决反对战争，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说清楚”的了。
事实证明，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敌人对了解世界毫无兴趣，他可以杀死多年帮助伊拉克人民的慈善机构领导人，也可以杀死那些不赞同他们规则的温和知识分子，这些行动的惟一目的是证明他们的威力。
它可以借助现代媒体向全世界发言，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谈判，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代表。它对文明世界的规则毫不尊重，它只信仰自己的逻辑。这本来是极为可笑的事实，但在另一方面，这必须得到非常认真地对待。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这种谈判是虚假的，是恐怖分子所要求的无限服从的开始。在他们的理想国——也就是以他们的极端信仰为原则的国度——到来之前，他们的要求只会无限地延伸下去。
严肃对待此类事件，不仅是我国外交机构的任务，更应该是我国政府各个部门必须共同对待的任务。这个任务已经非常紧急。
无数的先例证明了一个看似完善的现代国家在面对恐怖主义时的无力和疏漏。在1972年黑色九月，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奥运会上绑架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要求以色列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德国国内复杂的法律使军队无法参与人质解救，只能由从未受过反恐训练、相互间毫无联络的警察来执行任务。由于过于自信，德国政府拒绝让更有经验的以色利情报机关摩萨德派出小组参与营救。最后，在一系列不成功的努力下，解救行动在一片混乱中宣告失败，11名人质全部被杀死。此后，德国成立了ＧＳＧ9特别行动小组，专门对此类事件作出反应。
在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1年9·11事件之前，它经历了好几次重大的恐怖袭击，但却一直都没能克服政府机构内部的惰性和阻力，真正成立一个内外贯通、高效合作的反恐怖主义行动网络。具有非常先进的信息设备的国土安全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航空运输部门相互之间依然互不通气，要推进一项合作，负责反恐行动的官员必须借助于私人关系，而不是正常的行政程序，直到9·11事件发生。在9·11事件中，一个早已被列在名单上的恐怖分子大摇大摆地带着印有真实姓名的护照登上飞机，因为航空部门没有将名单输入电脑。
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改变不仅是外交机构的变革，更是政府内部各部门的变革。作为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我们对可能到来的危险还缺乏足够的想像力。不能侥幸地认为，我们在将来不会犯1972年慕尼黑的错误。中国各个城市的居民都还没有受过足够的应对紧急情况的教育；政府的电子化工程才刚刚起步，并且面临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最简单的计算机界面问题。反恐国际合作还有待深入。我们必须改变这一切，越快越好。
想象危险，并不是为了危言耸听，而是以居安思危的中国传统智慧来最大程度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很明显，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和日渐开放，中国已经出现在恐怖主义的瞄准器中。无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都将是这场长期战争中的一个日渐重要的角色。我们不会害怕，不该、也不会回避这个事实，我们要在更复杂的战争面前做好准备。
作者：覃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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