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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揭黑新闻的鼻祖林肯·斯蒂芬斯（他后来做了《麦克卢尔杂志》总编辑）在他的《自传》中记录了自己给一个记者发出的指令：“卡汉，这儿有个消息，一个男人把自己老婆杀了，一个血淋淋的案子。我们不用理这个。但是这里面有个故事。那个男人是因为非常爱她老婆才和她结婚的，而现在他又是因为非常恨她才把她砍成碎片。如果你能发掘出在婚礼和这次谋杀之间发生了什么，你自己可以写个小说，我可以得到一个报道。现在就去，机不可失，抓住这个惨案，把它变成悲剧。”
作为一位编辑，斯蒂芬斯无疑具备令人敬佩的“新闻敏感”，他知道在一桩新闻事件中最有价值的“料儿”在哪里。他发出的指挥号令也会令每一个记者兴奋——“机不可失”，也许还能一鸣惊人。
于是，我们冲入倒塌的矿井，冲入海啸之后的“人间地狱”，“突破”当事者的心理防线，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在截稿时间之前发出稿子，然后头也不回，奔向下一个战场。
是的，我们是记者，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动感情，因为看起来那实在不够职业。我们之所以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灾难现场，不就是为了把令人恐惧的情景“真实而又客观地”带到公众眼前？他们需要读到我们的文字，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给他们提供的画面。
这个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当记者走出家门开始工作时，要把自己的人性放在门口，回家时再把它捡起来。我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要抽干、克制情感，不要让它介入到事件中。如果我们不得不流泪，那也要躲在暗处，在外人面前，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情感套上“防弹衣”。
2005年1月4日，结束新年假期重返工作的第一天早晨，我们中的不少人被发生在自己报社的一个“突发新闻”击中：本报生活方式版组记者符郁，在1月3日意外身亡，她只有25岁。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没有，很多人也没有能够忍住眼泪，但在最初的悲痛过去之后，我们又本能地、快速地把不小心滑落的“防弹衣”重新套上。我们还要开选题会，要布置采访，报纸不能因为一位同事去世停刊，生活也不能因此而停止运转。当着很多人的面流眼泪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刻意地开起了玩笑，我们甚至没有忘记吃午饭。
直到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听说你们报社一个女记者煤气中毒死了？”
我竟不知如何回答。
我没有理由责备我的朋友为什么要用这种明显缺乏同情心的句式。因为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从未见过她眯着眼笑的样子，不知道她不太爱说话，即使说话声音也不大，不知道她只要喝一点点酒脸上就会泛起红霞，不知道她爱向同事借各种各样的书和碟看。他不知道她在2004年12月31日还在自己的ＢＬＯＧ上像个小孩子一样评选着自己的年度之最。她说，年度最爱小说：《玻璃岛》（后来请冯象两口子和他的学生好撮了一顿，肉痛不已），她说，年度最爱电影：《麦兜故事2：菠萝油王子》（去年是《麦兜故事》），她说，年度最爱肥皂剧：《六人行》（买了《金枝欲孽》，不过要明年才能看了），她说，年度最奢侈：买了一个1000块钱的皮包（而且爱用不用）……他不知道，她刚刚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昨日似露明日如歌》……他不知道，那个和她同租一个房子的姑娘的泪水在寒风中一直没有停飞……他不知道，她的一位老朋友给她写了这样一幅挽联：生于蜀，学于鲁，成就于京华。历下亭边、后海岸上，曾共君与二三子或茶或酒执书笑语；长于文，娴于诗，优游于词曲。和平里远、蓬莱山近，且容我并朋友辈以花以歌掬泪哭卿……
如果他知道这一切，他一定不会再用那个可怕的句子。
如果我们在报道新闻时能让人们知道这一切，那些在灾难中不幸离去的生命就不会在他们的头脑中只是一堆统计数字。每个遇难者都有自己的名字和面孔。他们是父亲和母亲，是儿子和女儿，是朋友，是赛车手，是舞蹈演员……
名字和面孔会让那些遇难者重获生命，它们逼着我们去看他们，抚摸他们，了解他们，他们告诉我们从这个由一个一个的人构成的集体中失去了什么。我们不仅要告诉人们他们是怎么死的，我们更要告诉人们他们曾经怎样活着。
如果我们的读者知道我们在工作时如此冷漠无情、头脑简单、不知同情为何物，他们又怎能相信我们？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我们的工作会变得多么空洞而又无意义。
难道在这个时刻我们不应该停下来仔细看一下自己，量一下自己的体温？难道我们不应该不再害怕让人看出我们一样能够被所见所闻感动甚至伤害，我们的眼泪也会自然而然地流下来？
我们应该对读者说实话，我们并没有生活在斯庇尔伯格的人工智能王国，我们并没有机器人那么坚硬的外壳；我们有的可能只是因“见多识广”而故意表现出的玩世不恭。
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刻重温这样的一句话：一切报道都是关于人的。
作者：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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