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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自上而下雷厉风行的“环保风暴”之势，各地一贯看政府脸色行事的环保部门，最近纷纷发出“脱地方入中央”的呼声。
先是厦门的环保局长抱怨环保部门的“四难”，称“地方环保部门不是不作为，而是无法作为”，因为环保部门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又有沿淮几省的环保部门埋怨：环境执法者执法过程面临着“帽子”、“票子”、“权力”的制约，严重影响了环境执法的效率和效
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环境执法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办事效率。（新华社1月27日电）
于是，很多地方环保部门和环保专家建议：作为监督者，环保部门必须和地方“脱离”关系，实行垂直管理，参照海关系统的运行模式，制订全国环保系统的组织条例。
“脱地方入中央”垂直治污———从当下环保面临的困境来讲，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环保之道。实行垂直管理后，环境执法部门就能成为独立和权威的“硬部门”，摆脱地方利益的羁绊和制约，从而挺起腰杆执法。
但是，这种思路显然低估了造污者的智慧和能量———造污者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能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同盟，怎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手段“收买”垂直管理之后的环境执法部门呢？对于造污者来讲，这种制度变迁只不过稍微加大了一点儿收买成本：过去只要与地方政府通融就能摆平，现在又多了一个“婆婆”。
谁能保证环境执法部门在脱离地方利益后不会被造污者收买？谁能保证独立的环保部门、地方政府、造污者不会形成新的利益同盟？追问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本质：保持环境不受污染的关键不在执法部门独不独立，而在于环境诸要素的产权掌握在谁的手上。我们今天的环境污染之所以严重，环境执法之所以低效，根子就在产权上，因为产权理论告诉我们：在任何社会，保存得比较好的资源往往是有明确所有权的私人领地。一旦环境失去了明晰产权内在的保护机制，便会陷入“公地悲剧”。这样的尴尬局面并不鲜见：受污染之害的老百姓会一边痛恨污染者“无耻”，一边又顺手将手中的垃圾扔向河流之中。
所以说，产权不清才是环境保护之首恶———不除此恶，“垂直治污”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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