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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敏
2005年的新年钟声敲响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两个中西部民营企业家相继自杀：一个是陕西省金花集团副总裁、上市公司金花股份副董事长徐凯；一个是山西鑫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这两起民营企业家自杀事件，引起了企业界的密切关注———但更应该受到我们关注的，是依然奋斗在中西部的广大民营企业家，因为他们依然面临着和去世者一样的
生存状态。
四大压力
第一，政策压力。
政策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伴随政策而来的责任，二是政策变动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现在是西部大开发，政府给了你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但同时也会给你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西安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说，“他（政府）希望你好。在希望你好的同时也许会给你一个与别人不同的政策，相对来讲，企业家就需要为这种政策负起相应的责任。”
第二，行政压力。
如果说，政策压力是国家给予西部一种正面影响下企业家自身感受到的责任，那么，行政压力则主要是源于有关部门落后的观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是做软件的，一个单独订单可以上千万，这在沿海算不了什么，但在这边有关部门就会怀疑：你的订单怎么会这么大呢？”西部世纪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涛表示，这种观念需要民营企业家去做很多沟通工作。海星集团高层骆振瑜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沿海可能十分钟办得了的事情在这边要半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你需要不停地去和他们沟通。”
第三，投资人压力。
“在西部，一些投资人会比较短视。他们对全国性商业状况的掌控远没有沿海地区那么灵敏。”刘洪涛说，“更麻烦的是，他们的投资观念和发达地区成熟的投资理念很不合拍。”
这种不合拍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投资期许不正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肯定是有收益和受损两种可能，因此投资人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就必然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一定的风险。”刘洪涛说，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种观念就有可能行不通。“你一定要是赚钱的，一定要很保险的。”投资人的这种心态对西部的企业家造成的压力是十分大的。
第四，员工压力。
员工对企业家的一种主要压力是：员工对于收入差距化的不理解，以及在敏感时期的非理性举动。由于中下层员工代表了数量上更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因此，他们的这种不理解也会给企业高层带来很大的压力。在“企业家—员工”这对关系中，员工通常处于弱势地位，但社会舆论则常常向员工方面倾斜。一旦企业出现问题，光是考虑到员工有可能发生的过激反应就足以把一个企业家的心理防线压垮。
出走，或是被扼杀
和中西部落后的环境现状相比，许多企业家都有一种超然于这种环境的胸襟、视野和智慧。
由于交通与信息渠道的便利，许多中西部企业家无论在见识上还是决策上都能够做到和东部同步，甚至与全世界同步。但是，他们所在的发展环境并没有因此而迅速发展起来。
“中西部的企业家很多都已经走在环境的前面了。但环境却跟不上。”骆振瑜说。
这里指的环境，包括行政体系观念服务化、员工观念职业化、投资人观念法制化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和文化、教育、基础建设等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改变的因素联系在一起。
“要改变这个环境，对企业家来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这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并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个企业就能够改变的。”骆振瑜说，“所以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政府，希望政府在引导上做出更多的动作。”
一个企业家开玩笑说：谁叫他们的企业都等不到环境改善就出问题了。这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
据报道，警方在赵恩龙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赵本人书写的一封遗书，遗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变化过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借了朋友一些钱，无法归还等。
对此，南方一位资深的财经传媒人士评论说：“如果这种事情出现在广东企业家身上，他很可能选择破产而不是自杀。”
“中西部企业家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一种说不清的文化压力。从历史来讲，中西部毕竟不是沿海，观念比较保守。”骆振瑜说：“所以就我的观察，企业家最大的压力不是来源于企业，也不是来源于市场竞争，而是来源于周围的人的观念的压力。”
或许正如那位高科技公司的总经理所说的那样：“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出走，或是被扼杀。”
《市场报》 (2005年01月25日 第二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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