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4年的中国经济包括以下一些主题词———土地问题、国企改制、民企突围、券商危机等等，这些主题出现在我们过去一年所做的一系列经济报道中。
就像一篇好文章，既要有个勾人的开头，也要有个精彩的结尾，以回报那些坚持读完整篇文章的读者。为此，我们对其中部分报道进行了回访。
全国人大信访局再访“沙家浜地块疑案”本报驻京记者 程涛
2004年7月1日，本报经济头版曾刊登《“沙家浜地块”疑案调查》一文，报道了上海一块名为“沙家浜地块”的306亩土地，在经历了中国房地产业十余年来的两轮热潮之后，被几易其手。最后的买家———上海泰瑞物业公司董事长周亚伦两年前突然发现，这块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竟被法院拍卖，随即展开调查。半年过去，这起疑案的脉络已渐渐清晰。
令上海泰瑞公司董事长周亚伦感到欣慰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的干预之下，徐汇区土地交易中心没有继续销售其房产。
“这都依托于全国人大信访局两次上海之行。”周亚伦告诉记者。
继2004年6月14日调查听证之后，全国人大信访局2004年10月22日再次派员到上海调查取证，并在上海房地资源管理局再次听取了上海人大以及相关土地部门就“真假土地证”等问题的汇报。
据参与全国人大信访局当天听证会的人士透露，对于信访局质疑的两大核心问题——第一，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天出具相同文号、相同内容，但使用人不同的上海市建设用地许可证；第二，“真假土地证”出台过程——上海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未给出合理的解释。
在两次听证会以及进行相关事实材料的核实之后，全国人大信访局给出了一个结论。
2004年12月13日，全国人大信访局以文件(“访督字【2004】第400号”)的形式，责成上海市人大对上海市徐汇区沙家浜的306亩土地依法进行查处。
文件称：“关于上海泰瑞公司周亚伦反映徐汇区人民法院违法执行拍卖其房产及徐汇区人民政府出具土地证等问题，我局曾两次派人来沪调查。”并认定，“周亚伦反映的问题，事实清楚，于法有据”。全国人大信访局并要求上海市人大查处，依法督促司法机关调查处理。
与此同时，根据国家赔偿法以及2004年10月1日生效的《国家赔偿法司法解释》，2004年10月27日，上海泰瑞物业发展公司连同上海轻工房产总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赔偿确认书，要求依法确认徐汇区人民法院违法执行的306亩土地开发权及在建工程。
“上海市一中院已于2004年11月1日正式受理此案。”周亚伦告诉记者，要求赔偿的价值近10亿元，这将是有国家赔偿法以来的最高金额。
美国世行集团北京代表处关张本报驻京记者 庞瑞峰
2004年9月2日和9月23日，本报先后在经济版发表了两篇调查性报道，揭露美国世界银行联合投资集团融资黑幕。文章见报后，不少中小企业致电本报，反映受骗之事，或提供相关情况。
据一些企业反映，从去年10月底开始，他们与美国世行集团北京代表处联系，电话已经没有人接听，相关的业务人员也不知去向。
目前，美国世行集团北京代表处在北京的两处主要办公室———一家位于金融街的投资广场，一家位于北三环的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已经人去楼空。在美国世行集团的中国网站上，已经没有了北京代表处的办公地址和联系电话，只留下一个据说是美国总部的电话。
此外，它的网站上也专门贴出了一个通知，其中称：“我集团和北京代表处在2004年9月份遭受媒体恶意报道的攻击，隶属于我集团的各相关投资公司又与集团总部发生股权变更、人事更迭等纠纷，由于种种意外变故的出现，我集团总部决策层，经审慎研究并综合考虑隶属我集团及与我集团有合作关系投资公司的意见，决定截止2004年12月31日撤销我集团北京代表处，结束其在中国北京的所有业务工作。”
看来，美国世行集团撤销北京代表处已确有其事。不过至于关门的具体原因，它照例没有完全说实话。
石油商会分歧中前行本报驻京记者 邓瑾
本报经济头版在去年12月2日曾发表《民间石油商会浮出水面》一文。但在工商联石油商会正式成立仅一个月后的今天，该商会内部已出现了各种分歧。
首先是商会不再支持一个号称要做100亿元的石油产业基金，该基金原本是商会发起人湖北天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家龙，在商会筹备阶段和资深基金运作者崔新生一拍即合的产物。
另外，据商会一会员透露，商会已联合多家会员和非会员企业，成立了“中国长城石油联合公司”，准备整合多家公司资本，并计划年底上市。
但今年1月11日工商联石油商会满月之日，记者致电商会会长龚家龙，他表示对成立公司一事并不知情。
另外，他承认成立产业基金是“好事”，但商会不会介入。他认为商会所要发挥的桥梁作用之一是为会员企业，即民营石油企业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以后商会成员之间联合起来做一个什么公司、实体或基金什么的，都是有可能的。但跟商会没关系，主要是会员之间的合作关系。”龚家龙说。
记者在同一天致电石油产业基金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石油商会的副会长崔新生。他说，他所运作的石油产业基金“将来和商会是合作关系”。
他说，目前国外投资者是追着投钱，但国内企业则是咨询的多，还没有签约者。
显然，商会和以前没做过石油投资的崔新生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商会不想和崔合作，而崔则撇不开商会，否则石油产业基金可能因缺乏国内投资人而流产。
龚家龙似乎显得更有底气。在成立之日，巴林、伊拉克、马来西亚、埃及、也门五国的驻华大使以及沙特阿拉伯驻华代办都到场祝贺。这些产油国对这个民间石油商会的高度重视，让龚觉得“有点意外，但也是意料之中”。
毕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石油消费国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摆在那儿。”龚说。
龚家龙告诉记者，商会已经向政府提出，希望让更多的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寻找更多的油源。
如果走出去有建树的话，那么民间石油企业“应该是中国能源里一个了不起的力量”。
烟台张裕改制事犹未了本报驻京记者 庞瑞峰
2004年11月19日，本报在经济版发表了对张裕MBO的调查报道。当时张裕集团将45％的股份转让给一家新成立的投资公司———裕华投资公司。这家公司主要是由张裕高层和普通员工组成。在外界，这被视为张裕在实施MBO。
其实，张裕MBO只是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国有企业改制的一部分。现在看起来，作为烟台当地最大的国有企业，张裕改制的故事还未结束。
去年12月15日，张裕再次披露，公司决定将43％的国有股权向两家外国投资者转让。具体方案为：向其中一家转让33％，向另一家转让10％。12月22日，张裕集团、烟台市国资局和意大利伊洛瓦葡萄酒公司三方签署了转让意向书，后者以近4亿元的代价，获得张裕集团33％股权。
至于张裕为何选择了在葡萄酒业寂寂无名的意大利伊洛瓦葡萄酒公司，而没有选择一直与之洽谈的法国葡萄酒业巨头卡斯特集团，让外界感到费解。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伊洛瓦葡萄酒公司而言，近4亿的代价买下张裕集团33％的股份，这又是一桩十分划算的买卖。本报此前的调查报道已表明，张裕集团净资产是14.8亿元。即使按净资产计算，33％的股份也价值4.88亿元。
中信接盘华夏？本报记者 柳剑能
2004年7月15日和10月7日，本报经济版以《华夏证券重组悬疑》和《信达登场，华夏证券重组在望？》连续报道了华夏证券重组从巨额亏损问题暴露到北京市政府决定全力挽救的来龙去脉。随后，问题聚焦在由谁来挽救华夏证券。
华夏证券曾与南方证券、国泰证券并称为最早的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其重组不但牵动整个证券界的神经，也是最令社会瞩目的一个版本。而重组的难题，首先是亏损金额尚未有准确数字。
半年以来，华夏证券内部一直在秘密制订多个重组方案，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入主是被媒体获悉的一个方案。
令市场诧异的是，2005年1月11日，两家财经媒体对此同时发布了两条说法完全相左的报道。一则报道继续称“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受华夏证券青睐的重组方”；另一则报道称，正在进行的华夏证券重组方案有变，此前将获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注资一事可能搁浅，而转由中信集团收购，具体事宜正在谈判中；而“中信集团将出资50亿－60亿元人民币收购华夏证券股份，此项收购最快可能于1月20日开会宣布”。
1月11日下午，本报记者就此消息立即向北京市政府一位熟悉华夏证券重组内情的高层领导求证真伪。他说：“这只能说明市场非常关注华夏证券重组的事。但我对这些信息都不能给一个确切的答复。”
对于传闻中“中信集团与北京市政府成立工作小组”商讨入主方案一说，这位领导笑着反问记者：“工作小组在哪呢？”
当记者将从可靠渠道获悉的最新消息———中信和北京市政府准备联手注资华夏证券，其中中信出资20亿元(7亿用于偿债，13亿用于收购股份)，另外20亿元将由国家600亿投资者补偿基金里出———转述给这位领导确认时，他没有立即否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而是要求记者向两个当事方求证。
记者分别拨通华夏证券董事长黎晓宏先生和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先生的手机询问重组的最新进展，他俩不约而同以“正在开会”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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