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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元旦，我家前后那两个喧嚣不已的建筑工地沉寂下来了。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人流开始涌动起来。辛苦了近一年的农民工要回家过年了。
如果我们把过年比喻成一场大戏，那么，序幕的主角已经登场，他们就是那些在火车站、汽车站扛着行李、提着包裹的农民工。腊月未到，离春节还有些日子，许多农民工早早动身往家赶。如此做的原因，思乡心切是一方面，心里的小九九核算出的成本与收益之比是
另一方面。显然，再干些时日、多赚些工钱与车价上涨、买票困难比较起来，还是“先走为上”。
年前年后，数量巨大的农民工沿着铁路公路交通干线的流动，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一个独特场景。从生产要素流动的角度而言，人潮汹涌的农民工的流动，既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标志，也是经济具有活力的象征。当然，农民工的流动，并不只是身体在空间的位移。这种流动，同时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流动，因而是整个社会变迁的一个过程、一个部分。
社会学意义上的流动，主要是指人的社会身份的流动。一般来讲，一个社会自下而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成功率越高，这个社会的活力就越大；一个社会对社会成员流动的容纳能力越强、激励机制越合理，这个社会的制度就越成功。我们看到，近二十年来，逐步发展的市场经济，日益成为社会成员、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进行社会流动的主要后致性因素。昔日那些束缚社会成员流动的障碍，在市场经济的挤压下，正在日趋缩小其作用的范围。现在，我们说“回家过年”这句话，基本上只意味着农民工“年前回到农村、年后返回城市”这种特定时间段内的单向流动。如果“在家过年”成为与“回家过年”一样普遍的事情，“回家过年”就既意味着农民工回农村父母家过年，同时也意味着农村的父母到城市的儿女家过年，那么，“回家过年”的社会流动意义就会大大地弱化。那当然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弱化”。然而，这也意味着铁路列车在年前年后的单向超载率和空驶率的大幅降低。
其实，就经济角度而言，每年农民工在交通干线上的流动及其变化也颇有看点。如果劳动力的流动老是在几个特定的（输出）点与（吸纳）点之间，那么，这至少说明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梯度没有形成，大量吸纳劳动力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不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不快，高新技术等替代产业没有形成或没有形成规模。同时，这也说明，那些大量输出劳动力的地区，除了人口因素以外，形成符合本地特点的产业结构应该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当然，劳动力的流动，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这种流动的方向，大体上就是市场经济那个“看不见的手”所指出的方向。我们已经看到，并且还将更多地看到这种情形：有些往日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地区，因为产业结构没有升级，致使其竞争力难以维持，工作条件难以改善，工资水平难以提升，从而也就不再具备昔日那种对劳动力的吸引能力，并由此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局面。这里，农民工的所谓流动，就是在用自己的脚在市场中投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脚”在此可谓相得益彰。
随着春节一天天临近，在城市打工的大部分农民工都将踏上回家过年之路。走好，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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