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栋图/文王景权对蒲公英的发展仍充满期待。
它是全国第一家以农村小卖店为连锁对象的民营商业企业；曾被辽宁省政府作为开拓农村市场的典范加以宣传和扶持；它把扩大农村消费，解决农民消费不方便、不经济和不安全的状况引为目标……然而成立不到两年，这家名为沈阳蒲公英商贸公司的企业，规划的蓝图没能继续铺展，设计的模式亦胎死腹中———
现处于停滞状态的蒲公英，“资金缺乏，经营配送的方式确实需要改进，加盟的小卖店也回到以前的状态，但这个网络还在”，王景权说，“下一步要总结失败的教训，对农民的收入状况作全面调查摸底；对农副产品回收加大力度，充分利用建成的网络资源优势，将农副产品深加工；扩大城里的加盟店规模，实现双线互动”。
2004年12月30日，沈阳市法库县的气温下降到零下26摄氏度，路上厚厚的冰块硬如坚铁。
程维贤的小卖店在法库县城南外环的路边，跟普通的副食商店没有两样。门外惟一醒目的，是挂着一块“蒲公英”的标示牌，印着已经有些模糊的蒲公英图案，文字编号也需仔细辨认才能看清。店里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货架上摆放着种类多样的食品及日用品等，显得很简陋。
“蒲公英早就黄了吧，现在很长时间没有进过那边的货”，老程夫妇坐在炕上，他的小卖店在2002年下半年加盟蒲公英，但2004年春季之后就再没见过蒲公英的配送车。
记者来到位于法库县城西门村部的蒲公英配送中心，三层的大楼外观新式，但大门已经紧锁停业。顺着一侧车道走到后面的仓库，却看不到丝毫过去的痕迹。拴在铁门上的大狼狗见了生人“汪汪”大叫，也许它的记忆中还有蒲公英昔日的辉煌。
崭新的商业模式
2002年7月，沈阳蒲公英商贸公司（下称蒲公英）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以农村小卖店为主要连锁对象的民营商业企业。注册资金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日用品、家用电器、服装、食品、种子批发、零售、配送等20余项。
蒲公英的运行是双线模式，既为农村配送商品，又进行农产品回收。通过一送一收形成双向循环，载体就是农村大量而分散的小卖店。同时提出“百厂联合，万店加盟”，使其一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法库县商贸旅游局一份材料这样介绍蒲公英：以村、屯小卖店为连锁对象，以城乡产品对流为手段，以工业产品配送，农副产品回收为主要内容的民营企业机构。
县商贸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志认为，蒲公英这种商业模式创意好。目前村屯的个体杂货店规模小，进货成本高，经营品种少，质量上难以得到保证，已经满足不了农民的消费需求，随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呈现逐年增长的势头。“这是一块很有商业潜力的市场，同时把大量的农副产品有组织的回购，整合了农村资源，实现城乡统筹”，赵分析。
蒲公英2002年10月正式运行，起步为单向流通，以商品配送为主。到2003年3月，连锁网络全面铺开，员工达到70余人，配送专车16辆，加盟店数量近3500家，覆盖法库、康平、铁岭等地。
但2003年6月后，蒲公英经营规模逐渐收缩，配送商品种类减少，配送只集中在少数主力店。2004年初整个供销网络基本停止运行，到6月份员工全部被辞退，配送专车也悉数被卖。被各方看好的蒲公英，为何归于沉寂？
成本过高折了“蒲公英”
以法库县为例，到2003年初，全县2500家小卖店，正式加盟蒲公英的达到1500家。统一名称、统一配送、统一回购，一张巨大的蒲公英网络在法库县全面形成。
2003年上半年，非典突如其来，配送遭遇寒流。如赵树志副局长所说，“当时村村隔离”，外边的车辆根本无法开进村屯，道路被挖断，外来车辆及人员一律无法进村。
“蒲公英的配送面临之前根本没有考虑过的风险，货物流通渠道遭遇空前危机”，法库县商贸旅游局商贸科工作人员刘德兴说。
蒲公英的送货秩序就此被彻底打乱，配送中心囤积的货物没及时处理，保质期短的大量食品过期变质。“这个季节雨水特别多，潮湿的气候导致大量商品发霉受损”，蒲公英总经理王景权事后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资金因此被大量占用，刚铺开的网络即遭到重创。
非典过后，由于后续资金不能及时注入，蒲公英的配送业绩开始下滑。“配送也不是很及时，通常头天缺货打过电话，却等到第三天才能够把货送到”，法库城郊南外环的程维贤对蒲公英的配送服务有些看法，“目前法库县城专门配送的企业大小有十多家，蒲公英并没有占多少优势，甚至没有优势。比如鑫盛福配送，近的小卖店当天送货，乡下也能在第二天送到”。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蒲公英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配送的成本过高，而熟知内情的人习惯说成三个“没有想到”。
首先，农村的购买力很低。王景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家小卖店月销售额均不低于1000元，法库全县2500家小卖店的年销售总额可达3000万。但赵树志分析，事实上农民的购买力在近年来还是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比如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产品整体收成下降，有些年头还出现粮食增产不增收的问题。
其次，运营成本过高。以法库县309个村来说，其中最远的距离县城60公里，加之道路不通畅，运输工具成本随之增加，“送货不够油钱”。费用又不能完全转嫁到商品价格中，只能由公司承担。
再次，农村市场秩序不规范。农村的消费水平整体低，一些假冒、劣质的商品之所以在农村还广有市场，最根本在于价格低廉。而连锁经营在质量上需要有保证，那么它的商品价格在进入农村市场初期，必然受到另一方的排挤等等。
“小马拉大车”，有人用来指蒲公英的运营过程，恐怕再形象不过。
王景权的想法
今年58岁的王景权是沈阳人，经商前是康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在县政府下属的矿泉水企业负责工作，2002年正式成立沈阳蒲公英商贸公司。
以后在每个县城建一个主力店，在网络覆盖范围内的乡镇建立旗舰店，作为企业在地方的配送中心，把原来的配送服务收缩到乡村一级，“我有这个信心”。王表示，之前开展的主要还是单线配送，农副产品回收并没有全面铺开，但很有前景。“以收购花生为例，湿花生收购价每斤大约8毛钱，回收到县城的配送中心，晾干加工后的花生米价格可达到每斤5块钱，因此赢利集中在这个领域”。
2004年12月14日，王景权应邀参加由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召开的完善农村流通网络座谈会，王景权在会上就蒲公英模式作了报告，得到相关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肯定。
这次会议之后，王景权对蒲公英更充满信心，“今后国家在政策上会给予相应的照顾，比如配送专车免交过路费等等”。他认为现在最关键的是资金，两年来投入近400万元，但蒲公英没有一天在赢利。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林木西教授认为，商业资本进军农村市场，与农村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重要关系。目前农民的消费水平还很低，消费又与他们的收入状况成比例变化，这个数据的浮动很大。
蒲公英网络全面铺开后，集中采购的成本降低近30％，但农村市场分散，物流成本负担重。从义乌、沈阳等地采购后，运输到县城的配送中心，再用专车送到一村一屯，经营成本增幅很大。一场非典让蒲公英的整个网络陷于瘫痪，货物积压资金断流，因此资金也是蒲公英发展的关键。
“但蒲公英模式降低了开发农村市场的成本，是规范农村市场，带动城乡经济发展的有效探索，只是还需要完善”。林教授特别强调。
《市场报》 (2005年01月04日 第三版)程维贤的小卖店挂着蒲公英的标牌，但生意并没有多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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