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李运涛
前年大年初五，我在桂西北革命老区调查采访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改革情况。一天在路过一条小河时，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此时的桂西北虽没有北方的冰天雪地，但也是北风凛冽、地冻山寒。正值过年，小孩大多在家围坐火塘烤火或是三五成群地在冬闲的田坝上打陀螺嬉戏，这个穿着补丁衣服神色落寂的小男孩却独钓寒河，满脸
是与年龄不相符的忧郁。我知道这个季节不是钓鱼的好季节，若是为了好玩肯定不会在这里，这个小男孩身上可能有故事，我好奇地走过去。
见有生人走近，小男孩显得很窘迫，站了起来，一时手足无措。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低着眼轻轻回答：叫莫小文。我问钓到多少鱼了，小文说很难钓，太冷了，鱼躲着不肯出来。我提起他的竹鱼篓，只有三四条拇指大小叫不出名的小鱼在跳。小文有些难为情，我注意到他搓着的双手已冻得通红，露出脚趾的鞋正悄悄往枯草里躲。我从包里拿出几块巧克力递给他，他红着脸连说谢谢却不肯接受，说他吃过饭了，要我留着自己吃。这是个懂事的小孩，我坐下来和他聊了起来。小文告诉我他今年12岁，在村小学读六年级，他有个读三年级的妹妹，前年他爸爸在帮人挖矿时遇塌方砸成了重伤，送到医院治了一个多月后就死了，为抢救他爸他们家欠了很多医药费，矿老板只给了一点钱就不理了，现在家里惟一的收入靠妈妈，就是在过年她也不敢停着，起早摸黑地跟一群青壮劳力去挖新公路，好的话每天可得10元钱。小文说他和妹妹已欠了三个学期的学费了，课本都是借高年级同学用过的，今年就要考初中了，小文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再读书，因为初中离家很远，吃住都要钱，学费不知能不能赊……我问他钓鱼是拿回家吃吗？小文说不，是拿到集市上卖，想凑学费，减轻妈妈负担。他已经凑了3．8元了。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小文把我带到了他一贫如洗的家，我见到和小文一样孱弱的小文妹妹莫小宁，以及贴满土墙上的奖状，等到天快黑的时候，一个身子单薄的中年妇女疲惫不堪地进来了，她就是小文的妈妈。小文的妈虽然没有看过中华工商时报，但知道我是记者，就充满了崇敬和信任。她流着泪给我讲了矿老板的无情和失去男人后生活的艰难，以及对一双年幼儿女未来的深深忧郁……
一周多后，通过奔走各方，我的维权行动终于有了结果，最终帮小文妈从狡猾的个体矿老板那里讨回了一笔补偿金，这些钱让她能还上为救男人所欠的债和儿女三个学期欠的学杂费。小文妈没想到一个素不相识的记者帮她解决了对她而言天大的难题，激动得说不出话，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领着一双儿女在我面前齐齐跪下！我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我知道小文家的生活依然艰难，回来后我给小文、小宁寄去了学费。这两年我利用去桂西北采访的时机，爬山涉水去看了小文、小宁几次，每次都留下学费、生活费，现在他们仍坐在教室读书，成绩还不错。后来，我又陆续了解到一些别的因贫困而失学和濒临失学的学生，我替他们交上了学费，使他们从田地上又回到教室中，这些孩子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前后共有二十几个了吧。我不要他们任何报答，我只希望知识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使他们能过上与父母不一样的生活。他们现在还看不懂中华工商时报，但将来有一天他们中的某一个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读者或同行或同事或我们报道的对象，那也说不定啊，到那时，中华工商时报肯定会比现在强壮多了，我坚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