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白勇
从1999年3月18日起，重庆正式开始“三金三乱”的清理整顿。此前，重庆乱批金融机构、乱设金融网点、乱办金融业务现象相当突出。清理整顿工作是根据国家部署、为化解金融风险、保持社会稳定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但是，一些基层部门在操作中工作方法欠妥，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那段时期，重庆有的地方交通被阻断，火车北站甚至发生群众集体卧轨
。当时，重庆是有下岗职工50万之众、国企70％以上亏损的困难城市，老百姓存点钱很不容易，有的职工尽管几千元存款，却是几十年省吃俭用攒下的。
记者在下面采访时，曾被一大群职工围着诉说，其中一名下岗之后靠在医院太平间“背死人”挣了一点钱存入机构的群众，老伴患上尿毒症急需医治却取不了钱。重庆虽然当时向中央政府举债12亿元解决城区金融“三乱”的兑付，但这点钱太少，不足以应付数十亿元的缺口。重庆太穷，财政拮据，不能像有的地方政府那样，由政府出面来全部承担群众存款的兑付，所以清整工作稍有不慎，群众就会“闹事”。
那么，重庆的162家非金融机构又是如何得以“公开挂牌营业、公开设立门点、公开揽储”的呢？并且有不少机构已长期运作，开办数年。通过调查得知，原来这些机构或多或少都是在各级政府部门大力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具有相关的批文，有的甚至还在人民银行备了案，其中110多家还持有营业执照。说得堂皇一点，这些机构曾经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过贡献。不过，他们开办多年，既然是非法机构，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大张旗鼓开办，为什么视而不见？为什么当时没人干预！老百姓看中的是这些机构利率高于银行，才有70多万人纷纷把血汗钱存进了那些
机构。至1999年10月18日，随着首期兑付高峰的过去，事态开始慢慢平息。重庆的各级地方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抽调了上万名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应付挤兑，终于艰难地跨过了头道坎。
2000年10月18日二期兑付之前，各级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八方举债，变现扣押的机构资产，按“处置办法”推进清整工作，确保兑付资金落实到位。因为彻底解决金融“三乱”的时间跨度是5年，所以重庆的清整工作按内紧外松原则在按部就班地推进。至2000年5月，涉足金融“三乱”的民营企业（机构）在被他们称之为“一场运动”的清理整顿中，陆续又向记者反映了一些问题。重庆一些区县专门设立了清整小组和办公室，为了达到尽快变现机构资产的目的，一些清整工作人员明确告诉企业“只要配合政府赶快卖掉资产就免于起诉”。一些企业还质问，作为政府抽调人员组成临时性机构，有权利监管一个企业吗？当时，重庆市总商会5名副会长级的民营企业老板中，有3名涉足金融“三乱”或以此有牵连，他们的企业也因此关闭。
我认为，企业当时反映的问题无论对与错，包括涉及到地方政府的一些作法是否妥当，我们不能妄加评价，但是有责任把问题向上面反映，以引起足够重视。通过个别接触，深入采访，又召开几次小范围座谈会，再与有关部门同志交换意见，我撰写了《重庆部分大型民企涉足金融“三乱”面临窘境的调查》，并通过本报《内参》送给了中央和重庆市的相关领导。不久，中央相关部门批转了《内参》，重庆市政协一位领导还专门写信给市委分管领导，就中华工商时报《内参》所反映的问题提请市委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领导批转《内参》反映的问题，责成市“清整办”调查落实，并让涉及区县的“清整办”写出汇报材料。
此事虽过去多年，但如实反映问题的习惯并没有随之改变。近几年来，陆续发表了不少为“民”服务的报道，有的是公开披露，有的是通过《内参》反映情况，可喜的是这些类似的报道均有结果，这也说明我们的各级政府执政为民的意识大大增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