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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朝晖
1999年是我到中华工商时报驻福建记者站工作的第二年，那年的一次采访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为那是我个人第一次深入一线解救受困的民营企业，同时也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华工商时报在民营企业中的影响力。
那天下午，王发枝站长接到温州记者站站长叶正积的电话，说温州商人张微风的一车货物在福建省某市被公安局扣了，说是走私货，要罚款4万元，交钱才能把车开走。这是老张第二次被扣，上一次就被“罚”了一万，这回实在受不了了，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向叶站长求援，叶站长便委托王站长处理。
此时，张微风已经到福州并来到记者站，介绍了情况。王站长便决定让我当天下午就跟张微风到出事地点“走一趟。因为情况已很明显，公安局不能单独执行查走私的任务，怀疑是走私的货物应交由海关调查处理，更不能交了罚款就放行，那不是纵容走私是什么？
从福州到出事地点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又是跟当地的公安局打交道，我当时虽然还很“嫩”，但还是留了心眼，先带老张他们到省公安厅警务处投诉。警务处的同志非常认真，给那个市的公安局长打了电话，要他在局里等我们。
赶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局长在办公室里等着，但态度非常“不爽”，没说几句话就走了。原来老张把事情捅到我们报纸，又到省公安厅投了诉，他们就想放行了事，不再罚了，这件事也就算完了。
我和老张就到公安局的经侦大队办理取车手续。给我们办手续的一位工作人员以为事情过去了，显得很放松，一面责怪老张不该找媒体，一面大谈办公经费紧张，搞搞创收云云。我也不说话，把他的话记在心里头。同时注意到几个被扣车主抱着大叠的现金来交罚款，居然就在公安局里头办理，而不是到银行缴款。
当晚，我就和老张到车场取了车，并向几个被扣的车主了解了情况。第二天上午，还到该市的行政罚款缴款银行和财政局做了采访，随即返回福州。
虽然老张的事算是解决了，但几天后我采写的稿子还是见了报，这出乎他们的意料。但是事情却没完。稿子见报后几天，记者站就接到厦门一家外资企业的电话，说他们在几个月之前在同一个地方被同一个部门罚了5万元，原因跟老张一样，货物没有随身单证，由于货物紧急，只好交了罚款，现在他们单证齐全，问能否把罚款要回来。
王站长便跟公安局的人联络，那边也表示，虽然罚款已入库，但只要提供齐全单证，可以退款。有意思的是，这家公司的人一定要我陪他们去取回5万元罚款，自已不敢去。我因为有其他事，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后来他们打电话给我，说是派了一个女的去把钱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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