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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
中午接到两个不同媒体的约稿电话，都是让评海南政府拖欠工程款的，我也都回以一样的答复：很抱歉，我无话可说。
本来是可以说说的，譬如先摆一摆情况，再谈一谈意义，最后点出“信用政府”的主
题，也就有了社评的模样。当然，最关键的一步，是找出最近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以“信用”或“守信”为关键词搜一搜，不就有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
但我注意到新闻里的最后一段了，“目前，海南省已开始重视政府拖欠工程款问题。官员们注意到，拖欠工程款，使政府信用丧失，投资软环境变差。”更让记者强调的是，“2004年5月中旬，海南省政府向全省各级政府、直属各单位下发了《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
由此可见，政府没有信用的危害，信用政府的伟大意义，其实官方早就懂了的，用不着时评人来重复。至于《方案》本身，毫无例外地当然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体现了“执政为民”。只要从《方案》里扒出几段，肯定比时评人的“社评”更像“社评”，你说我是不是无话可说？
本来还是可以说说的，譬如先摆一摆情况，再交待一下小环境、大环境，最后是对政府拖欠工程款的反思。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在反思中得出“应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这一破题之笔。如此，既有对问题的揭露和剖析，又保留了解决问题的希望，真真切合不少时评人所刻意追求的三段论经典范式，所谓“问题是严重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样的评论，能不彰显作为公民写作的“理性”。
然而我也注意到新闻所披露的各路官员的剖析了，财政厅一位处长说，“政府的欠款，有许多是乱担保形成的”。建设厅一副处长则认为：“有的是建筑市场秩序混乱，故意拖欠造成的。有的是供求关系严重失衡，迫使建设企业垫资施工形成的”。审计厅一处长从审计部门的角度剖析了政府拖欠工程款的种种原因，似乎更有说服力。在对问题本源的追问上，某些官员并不比时评精英或知道分子们糊涂，一处长就直指“产生拖欠的根本原因”，“还是政府一些领导好大喜功，部分地方盲目攀比，滥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导致不合理的负债建设，不得不采取拖欠工程款的方式弥补资金缺口。每届新领导上来，都想搞工程，新官不理旧账，结果形成恶性循环……”。
官员们的真知灼见还有不少，若再援引下去，文章就有抄袭的嫌疑，只好就此打住。这样大篇幅的引用，不过是想说明我特赞同李方先生对时政评论的一个观点，“当你无法占有更多的信息时，你也就很难产生比一般读者高明的观点。”是呀，时评是新闻的延伸，而不是新闻的简单重复，既然我并不比人家知道得更多，看问题又不比人家看得更准，挖根源更未必比人家钻得更深，更无官员们因身份使然而对此间内幕或潜规则有切身体悟和了解，你说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本来仍是可以说说的，譬如先摆一摆情况，再谈一谈症结，最后归纳几条解决之道以供决策者参考，诸如有没有可能专门立个《政府信用法》，或建立政府失信责任追究机制，让政府失信的成本远远高于其失信所获得的“收益”，又或推进司法体系的独立以使其更好地监督政府的失信行为，当然，加强人大监督、审计监督、纪律监督都在“可说”之列。这样的评论，显然格外符合媒体所期许的“建设性”。
不幸我也注意到新闻里的这“许多人士指出”了，“要执行好这个清欠方案……，关键在于四个方面……”，一是法院判决不能成为白条；二要建立诚信体系和失信惩戒机制；三要研究制定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各方主体行为信用标准，把按规定兑现工程款和工资作为重要的信用要求，完善信用档案；四是政府应立规矩，还不清欠款，就不准上新的项目；还不清欠款，离任的和现任的领导都有责任，扣发工资、停止升迁，直到还完为止。
因原文太长，引号之后是我的总结与归纳。归纳之后是由衷的敬佩，敬佩之后是满腹的惊讶和疑问。清欠的手段或许会有不同，方法却大同小异。既然官员不乏对问题的深刻认识，既然政府不乏对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既然于白纸黑字的法律文本之外不乏诸多文件、方案与制度在每一个年度里三令五申，为何在“加大清欠力度”的背后，积淀下来的仍是令债权人万般无奈的“千年等一回”？
于是我只能说，我已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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