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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元
今年入夏以来，广州市已先后出现3次38℃以上的高温，相当于1951年到2003年高温次数的总和。在如此高温的季节里，一些企业没有采取任何降温防暑措施，一味让工人加班加点，漠视工人的健康和生命。为此，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泽华提交建议，要求把“热死人”列为安全事故，追究相关领导人责任。同时应立法放“热假”，并建立高温预警应急保障机制
。（新闻详见8月9日《信息时报》）
长期以来，一句“战高温、夺高产”的漂亮口号，把许多劳动者置于烈日烤晒下，他们享受不到降温权，生命健康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这种缺乏人文关怀、片面强调奉献精神的做法，理应遭到摒弃。为“热死人”事故进行科学权威的定性，以法律手段惩治那些无视员工降温权的业主，保护劳动者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显得异常迫切和必要。
“热死人”究竟算什么性质的事故？虽然现行法律法规留出了太多空白，但这种“空白”并非侵权行为的真空带。气象部门规定了我国高温灾害性天气的标准：长城以南最高气温≥38℃，或最高气温达35℃同时绝对湿度≥34百帕；长城以北最高气温≥36℃，或最高气温达33℃同时绝对湿度≥32百帕。当气温和湿度高达某一界限时，人体内的热量散发不出去，体温就要升高，超过人体的忍耐极限时就会造成死亡事故。在高温灾害天气和劳动保护条件不具备情况下，仍强行要求工人劳动，因此一些厂矿企业发生的“热死人”已不单单是一种非正常死亡事故，而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问题。
生命权至高无上，当高温成为一种危及生命的灾害时，企业生产与劳动者安全孰重孰轻，不应是一道两难选择。今年各地屡屡曝出的“热死人”新闻，充分暴露出高温条件下职工生命安全保障机制的缺位。劳动部门、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和工会应尽快为“高温作业”设置刚性规定，使所有的“热死人”案都能找出真正的杀人“元凶”，而不应该动辄把罪魁祸首推给无法追责的高温，让高温掩盖掉许多漠视员工生命权益的事实。
笔者以为，为“热死人”事故定性，起码有两点必须厘清。对于不负责任的业主来说，它应是一起严重的安全事故。酷暑高温下，业主有责任为员工提供防暑降温的工作环境，即便发放防暑降温用品，也不能取代在改善劳动条件方面应履行的义务；当温度超过灾害性预警线时，更要安排员工合理调休或休息。否则，明知高温对身体有可能造成损害，还强令员工正常工作，无疑于借高温之刀杀人，其行为存在着故意伤害的嫌疑，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于在高温条件下身体受损伤的劳动者来说，其伤害也必须得到补偿。他们在履行职务行为时，由于业主没有提供足够的劳动保护条件而受伤甚至致死，也应当享受到工伤待遇。国家卫生部和劳动保障部联合印发的115种职业病目录中，虽将职业性中暑列入，但在具体认定中又设置了很多门槛，如一定要经过省、市职防所的诊断，一般性综合医院认定无效等，无形中为劳动者维权增加了很多不便。而且各地的工伤保险条例对此认定不一，造成了很多的纠纷。
不只是这个多年不遇的酷暑我们才面对如此严峻现实。有关部门必须尽快出台对“热死人”的追责机制，不能再让一些人打着“热”的旗号践踏员工生命，不能再让他们以“热”为理由逃避责任，以寥寥几个钱就轻易买断劳动者的生命和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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