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九：财经时报总编辑杨大明发言

　　2004年6月1日，“新闻媒体与金融改革高级研讨会暨第六届《财经》奖学金班结业典礼”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这一研讨会由《财经》杂志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获得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下面是《财经时报》总编辑杨大明发言。

　　杨大明：我跟杜总有一定联系，刚才讨论的是压力问题，都说压力特别大。

　　作为我来说，从报纸的管理层感觉到压力特别大，同时呢记者的压力也特别大，我们财经时报的记者是靠心理医生才能够正常的，有的靠药物来维持自己的状态，他们有一种敬业精神和理想追求，换句话说和本人理想比较接近，我大概每天大部分时间在做思想工作，疏解他们的压力。管理工作也只做一小部分了。

　　我们定位是不一样。现在有一些问题。首先今天最重要一切是新闻的本原和新闻的规律问题，现在跟记者讲追求事实真相是一件很困了事情,他们都希望有很好的收入，他们也想成名，有的是比较清楚,有多数是一边走一边看。现在的财经记者基本上这样一个群体，转来转去也就是北京几家报纸相互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办理一份好报纸承担中国新闻改革两个使命是两个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化解到具体工作当中，就是告诉记者做鸡蛋影响承担职责应该具备什么引得素质？比如说，新闻写作的技巧和采访中难题，不像别的新闻那样容易操作，加上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转型，大家对经济现象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是非常简单或者说是被规律证明了一些经济学运力很多记者或者是不清楚或者是说大概知道但他无暇按照这样一种规律其操作，财经时报是2003年3月改版该本之前我们作培训我们请了海外的专家来作方案，当时大家觉得都挺认同的，我们找了各式各样一流国际的媒体的反问比如说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直到现在我还在给大家讲这一方面的具体细节？如果记者忘记了一无在第一路线活跃的观察家要有一种和社会的改革动唐喜怒哀乐参与其中略的话手法掌握越多，方法掌握越多也许他做出来的稿子和报纸本身户失去他的真正价值。那就是说，很多记者的稿子非常流畅写的也非常好用很好的语言状态，但是呢其中毕竟还是有一些事实交代不清楚躯体到时间5W问题，股权关系一家公司可能8、9家控股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编辑无法、很难跟他沟通。三四千字的东西很多情况下我是抱着战战兢兢甚至赌一把的态度去发，看起来是一个操作技巧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还的跟大家讲很多方法和技巧比如说一些解决枯燥、数字很多怎么办？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我读新闻的。采访学，还有写作性都有学过。一般政策和专家论文， 加上历史一些东西有不了解很清楚有时候每年时间去弄从往上虽表做一些资料，确实有很多问题。一句话影响我很深，：你做的不够好或者写的不够好，就是你离事实不够近。

　　第二个问题因为观念新闻能够解决调查采访的问题，我原来在电视台96、97年的时候，报道一个事件该怎么结尾了呢，就找一个专家。作为文字报道比电视更复杂一些，现在也有一个现象遇到事找专家。这一个事实的东西应该是通过媒体来解决的。大家应该也有感受。但这一个问题也是挺普遍的。也有好多报纸做货币政策问题，比如说经济过热不过热问题，我们真的作企业和行业调查的很少，我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我采访企业了，企业反应的情况宏观政策不一致，那我怎么样报道呢？

　　问：你怎么说？

　　答：我得让记者去企业做实地调查。

　　问：如果调查结果出来和中央政策不一样呢？

　　答：调查改革和中央政策是两个问题，微观层面上的问题，如果他本身新闻价值足够高，应当充分报道。

　　插话：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大的方面问题一定要听。

　　答：如果中央有明确说法的话，媒体也不能违规。

　　很多记者变成专家了，或者说他的理解或者他的认识放上去了，比如说某专家说。如果你有非常强烈的研究欲望，如果想做记者的话一定要坚持原则报道。平常我给大家灌输这样的理念，要求记者新闻来源问题。

　　第三个问题，也有一些观念认为，是未来实践证明我的观念。

　　先有现象，先去调查一下是是一回事，出现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经过调查采访之后有一个包括新闻的来源包括报道客观和平衡是一个比较严谨地东西。还有一些，报道出来的东西是对事实歪曲的。表面上来看是反应记者专业知识不够，不够扎实。我先假设，避如说法规会在7月1号出台，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最后证实或者是否定了。在这种情况，在我们财经报道里面也是挺多。作为财经记者来说面临压力和挑战也是挺多的，今天上午，走本守，做报道应该按照原则来作，第二要有历史眼光，我们判断每一个事情的时候有激情和新闻的敏锐，还有有历史和分析的全面的判断发展的轨迹和素质。我是比较悲观，我觉得财经记者成长起来是靠两代人或者是三代人的事情。

　　胡舒立：他说，报纸就是我的孩子，如果一个干不好，我还能干什么？

　　杨大明，后来的媒体一定是踩在前面媒体的尸体和血迹前进的。小的一些方式方法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也内叫做新闻规则，到时候不用讨论这一些的时候觉得就差不多了。

　　插话，财经还是有一些规则的，大的规则还是有的，跟前年有很多变化，发生了比较大变化。中国整个大，我看一个地方两个地方就能把中国的事情搞清楚了，很多人是这么想的。专家记者也好，宏观经济记者也好，为什么会出现没有一个人会去采访企业，尤其是做宏观经济方面的报道。像财政部、发改委好多力气在上面。这一些问题比前几年有一些进步，那时候没有人去做。尤其是90年代后期关注公司公主企业这样方面的事情比较多，有的好多记者变成了公司的枪手。

　　杨大明：你看财经报道重视不重视真实性，他说我不重视，他也不能完全代表我们的读者，但他也是读者。

　　高昱：我们是杂志跟其他报纸不一样，我们工作有两个，第一是去研究或者报道一些怀德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第二个，去研究好的事情会让很多人成为牺牲者？对我们来说这两块前一个是不合理现象中的合理，不公平的待遇有各式各样的减免，我们为什么没有？去研究和报道调查不合理现象中的合理的东西。第二个好的现象，肯定会对大报中间有一些人的报纸受到了受害。这时我们杂志着重要做的事，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我是一个共产党人的立场。发现这是跟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党也说媒体是喉舌，党要作这个事情，比如说解决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会要求你媒体不要去添乱，你应该配合我的安排和计划去做事情。从党的角度来说，确实里面有一些问题。例如哈尔滨的宝马案。我一个总书记管交通肇事者的事。任何人说任何事别人都不相信了。中央希望媒体不要添乱，按照他的部署去做。他类似于铁本事件，西安的彩票案。是不是中央电视台受益了。

　　插话：我是经济半小时的，中央电视台绝对没有受益。

　　中央希望你做一个好的宣传机器，而不是一个不太打招呼可能会打乱中央的部署。对于我们来说，研究个报道，希望既说他的问题，又说他这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做制度上的挖掘两面都讨好，我觉得很难看。财经可能做得比较好。大部分同行好象很难。你的责任感也好，你的目的也好，你在跟他撒娇，他不需要你跟他讲，我想看到我想做，你需要根据我们的安排去做。这是中央宣传工作一个主要和大的思路。

　　很多问题是在培养我们的兴趣。三年两年之后会出现问题，有很大提高，他会考虑很多问题。当你最需要他进一步发挥作用，带领杂志进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也不知道流动是好还是不好。我那一天还开玩笑说搞一个转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