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刘仲藜先生发表演讲

　　中国税收高层论坛(2004)——市场经济与中国税收2004年年会于4月24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专家俱乐部举行，以下为中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刘仲藜先生发表演讲：

　　主持人：谢谢王力先生的重要致辞。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刘仲藜先生发言。

　　刘仲藜：主委会几次打电话给我，让我说几句，首先祝贺中国税收高层论坛的召开，我觉得在我们全党、全国都在贯彻落实十六大，贯彻落实“五个统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样的战略思想的重要的形势之下召开这样的会，确实是非常的及时和重要。

　　税制改革到现在已经十年了，94年是比较大的一次改革，现在在座的有很多的同志都是当时的参与者，背景、情况，对税制的设计都有很多的背景，也不需要我一一的讲了。有些东西，当时设计有当时的一些客观情况，本来也觉得很不合理，比如说企业所得税，本来是共享税，最后成为一个按隶属关系来征收，这实在是很不合理。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得已而为之，反反复复，本来那次财税改革，既要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也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矛盾已经很多了，利益的冲突、利益的平衡，这个问题，所得税如果再来一个共享，真正的共享，像现在的共享，那个时候中央就会好得很多。私人企业、乡镇企业发展很多，企业的效益走势不明确，不敢动，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明明知道不对。当然，2002年已经改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农民资产税，当时已经取消，后来有四个省给中央打电话，说一弄这个钱太多，我们受不了又恢复过来。想想也是，一共几十个亿，当时的几十个亿，当时财政是三千多个亿，而今天是两万个亿。当时，94年决定十四大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我说的是基本，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这是人为的。还有形势的发展，也需要深化改革。

　　到现在，我从实际的工作的接触当中，现在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抓紧要求，对推动市场经济深化改革，建立更加完善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有一点帮助。

　　第一，宏观的税率应该要研究，到底多少合适。94年我们一直提要提高两个比重，整个财政要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提高，就是总的税收要加大。

　　第二，中央财政的收入，应该在总收入的比重里面增加。当时两个比重非常的低，93年的时候，92年是2600个亿财政收入非常的小，当时的GDP也非常的小，当时大概12左右。中央在整个里面不到30，因此，94年的分税制的设计当中只提出两个比重，比重多大，许多一个数量说出去的。但是，我们搞实际工作的心里有没有一个谱，有的，希望全国的财政能够占到20到25。发展中国家一般在25左右，发达国家要高40、50，口径也不一样，美国30几是社会保障，口径不一样，财政的构成比例不一样。中央占地方，大概占60，自己花不那么多，花30多，剩下的转移到地方。为什么中央收的多，花的收，就是实现中央政府的目标，这个钱给你专项的，给你做教育或者社会保障，使中央政府的工作步骤能够实现。

　　经过十年的过程，到去年年底，大体上总的占的比例是18.58，中央财政占整个的57、58左右，实际上我认为还没有达到这个数。我坦率的说没有达到这个数，如果出口退税不欠那么多，就没有那么大的规模，比例还没有到这个。相应的退税都是中央财政来退，所以，中央的比例也没有那么高。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一个阶段。

　　现在我也听到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比重可以了，有的人认为比重不高。我认为是这样的，别的国家都可以做参数，但是中国的情况按照中国来看，中国什么情况？这本书里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的地区差距这么大国际上没有的，我们城乡差距这么大，国际上也不多，个人收入差距这么大，也是几个大学说出来都不一样。再加上我们过去不明确的财政到底是什么财政，是经济建设财政，现在是公共财政。这个问题的提出，义务教育、环境治理、公共卫生体系等等这些方面的建设，如果以人为本的标准衡量，欠帐很多。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比例？总的税收率，它应该占GDP的多少？这是需要研究的。根据中国的情况，差距这么大，东西部、城乡、个人以及公共财政理论的提出，以后我们这些都要政府来花钱的情况，我们应该是多少？总数是20还是25，还是多少？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是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也有很多是搞实际工作的，这既要理论上探讨，也要实际的工作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想法，总收入应该是多少，中央占多少合适。

　　第二个问题，目前税收的调节功能马上几个方面有用武之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税收的改革、原则和税种改革都非常的具体。比如说统一所得税的问题，增值税转型的问题，实施物业税的问题等等，一项一项很具体，原则也很具体。减税制、宽税基、严征管，原则很清楚。联系目前的工作，也符合十六大提出的税收的工作，三个方面应该加快工作。第一个是增值税转型，增值税转型这个问题的提出了很长时间，当时94年设置了一个通货膨胀选择了生产型，今天转又遇到这个问题，又遇到大家认为投资过热，一转又支持投资了，加重了。中央国务院决定，现在局部地区、东北地区，当然，中央做决定我们不反对，当然全部推进，还有一个创收的能力，原来是三百亿，后来说五百亿，又说七八百亿，现在说不对，这个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花多少亿也是一个问题。我个人有一个观点，税收地区优惠，历来是不太成功的。很多的年改革开放以来，老是地区倾斜，总是不那么理想，因此，党中央决定到东北搞，文字已经发了，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观总是讲转变增长方式，我们拼资源的发展是持续部下去的。既然是这样，能不能谁加用了节水设备以后，谁加用了节能设备以后可以扣除。要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落实科学发展观里面，税收要起到具体的作用，当然要制定标准。一般的说，马上采取转型成本不好，时机不好，能不能和节省资源，让可持续发展方面制定若干东西，发挥税收调节功能，这是一个。

　　第二，企业所得税应该加快，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特别是目前来说，实际上分享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就是税率的问题，就是两个合并，就是中外合并，实际上就是税率高低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外事企业，外商企业、合资企业，人家也应该有思想准备，我们参加了世贸，应该是国民待遇了。而且过去利用外资开始是可以的，后来用市场换人家的技术，用市场管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就业，商品的档次的提高，这个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但是到现在为止，真正用市场换技术，我看好象没有换回来。汽车是最典型的，二十年改革开放，我们自主产品现在一个没有，换不了。既然这么多的客观情况之下，投资又那么旺盛，国内的资金也不缺，再说还要收紧。去年是1%，今年是0.5%，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加快，也可以减少一些、消除一些地方政府开发性的冲动，这对宏观经济比较好。

　　第三，税制应该加快个人所得税。贫富差距如何之大，尤其是国外对我们的评论，中国的灰色收入简直是灰色地带，既有税制的改进，也有征管加强。这对社会稳定，均衡的收入，而且对赋予的税收征管的加强，可以增加财政的二次分配，可以更多的帮助城市的低收入者和农村的贫困户，要起到这个作用。个人所得税综合和分类相结合，这个问题提出来，方向提出来到今年已经八年了，我认为应该加强了。去年三中全会决定里讲几句话，鼓励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打击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调整什么呢？只能靠税收，你不能规定外资企业发多少工资，这个不好规定，坦率的讲，政府说的算都不能管，都是公务员。社会上有一个消化，说张搞力同志从深圳调到公司，说一个礼拜发一次工资，相当于原来的四分之一。公务员都管不住，更管不住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政府只能加强个人所得税。这个文件要加快，可以帮助党和中央、国务院来解决现在的优势。这是第二方面，这几个税种要改革。

　　第三个问题，县一级的税收资源，现在在起变化，而且应该说变化比较大。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把过去县乡里面以计划经济为指导的管理的小企业没有竞争力了，纷纷被大中型企业兼并或者是竞争当中失败。经济力量和税收资源往大中城市集中，这是一个变化。第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法律意识的加强，在一些县乡的破坏资源的，不能安全的，污染环境的乡镇企业、五小企业，造纸、水泥等等，不符合这个国家的法令的企业被淘汰了。淘汰了它断了税收的来源，就断了财源。我曾经列席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一个项目，是某一个省的240万吨的水泥厂，条件关掉46个小水泥厂，这对不对，对的，对国家来说，管理上也是合理的，污染环境也减少了。但是，仔细一看，46个我们查了一下，涉及到42个县，有的县有2个，42个县的税源转到一个市里了，这是结构调整，从宏观来说是合理的，但是从这方面来说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是第二个影响。第三，有些规定营业税是法人注册的地方征收。像天然气这一类的东西，县里面有有一些意见。我认为是这样，县一级这里面的问题我抽象来讲，自有县以来有两千多年，不管别的体制怎么改，县是始终没有动的，历朝历代都有县，所以，这一级的政权管理上非常的重要。现在这样重要的一级政权，要行使它的政府的职能，税收资源从市场发展以来，就像打麻将一样重新洗牌了，总的来说，资源在起变化。因此，讲税离不开财，讲财离不开税，实际上税收就是最后看看财力有多大？我感觉，因为实际的工作多一些，想的实际问题也多一些，可能有偏颇，因为没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功夫去研究，只是感觉到有这个。另外，下去的地方接触到人家跟我们的反映，或者是中央关心的个人收入分配的问题，都是研究差距这么大的问题，遇到这么多问题，想到这些。挂一漏万，不一定准确，仅供各位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