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剑飞／文
在我的公文包里，有一页摘自美国杂志《商业2.0》的“一个普通人的经济向导(A Civilian＇s Guide to the Economy)”，上面讲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简称美联储)格林斯潘在关注经济时主要看些什么指标。其中说到，当失业率低时，格林斯潘关注就业市场，包括就业成本指数和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当经济萎靡时，格林斯潘会关注潜在的增长领域
，比如耐用品订单状况、消费者信心以及产出曲线等。
请注意，Economy前面加上The，在美国一定指的是“美国经济”。如果把格林斯潘的这一路招数用到中国，你一定会发现，自己(或者格林斯潘)根本做不了决策，因为格林斯潘关注的这些数据大多数在中国你是很难及时得到的，或者即使拿到也很难是准确的(坦白地说，格林斯潘的方法我也从未在工作中试过)。而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会在固定时间刊登关于美国经济的各种乏味的经济数据，除了主要的比如GDP的变化，最细小的可以是一周新增申请失业临时救济的人数。
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数据从产生方式到结果，都有些令人难以倾信。中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我们强调的标志——一直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高增长GDP，而其它数据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比如，中国的就业率到底是多少，一直是一个众人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银行的坏账比率也要争论一番；你也无法看到中国的企业订单状况(这成为企业的商业秘密)……一句话，关于中国经济未知的东西还太多。无怪乎一位曾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投行朋友告诉我，她并不相信美国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预测，因为她认为他们拿到的数据的可信度是大大值得怀疑的。这或许也是黄仁宇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解决“数目字”管理问题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从事经济新闻工作的意义或许就变得格外重要，因为媒体对经济的报道不仅仅要揭示经济的运行情况，还可能影响政府决策、企业经营以及个人决策等经济行为，如果报道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运行，就会给做决策的人造成误导。
经济学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别，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不以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为标准，而是力求真实地反映经济现象的本质，即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规范经济学则加入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因素，试图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可以做一个与以上类似的划分，经济新闻也可以分为“实证新闻”与“规范新闻”。
所谓“实证新闻”，就是力求通过记者与编辑的工作，最大程度地还原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规范新闻”也许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新闻，而是更偏重个人意见。在目前的中国，多一些“实证新闻”比多一些“规范新闻”可能更有建设性。因为，要看透中国经济的真相，必须先回答“是什么”这一问题。只有当我们对“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得越好，才能更好地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历史上，以“应该”为导向的选择，往往都导致了另外一种结局，比如日本政府对国有汽车企业的扶持最后导致的是私人公司丰田等汽车企业的壮大。
当然，我们都知道，历史是永远无法完全还原的，这其实正是给新闻工作者提出的最大挑战。能够在这一点上做好的新闻媒体，一定会是受读者尊敬和重视的媒体，比如《财经》杂志。能多一些“实证性”，是我对《经济观察报》宏观经济新闻报道的追求，至于价值的判断，我相信读者自然会做出选择。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