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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他屡次被中国证监会主席刘明康提及。他娶了一位中国太太，研究中国明清文化史。除此之外，三年来这个中资银行“第一洋董事”在上海和南京还做了什么本报记者李玲约翰·朗格卢瓦（ＪｏｈｎＤ．Ｌａｎｇｌｏｉｓ）这个名字最近常被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提及。这个矜持的前Ｊ．Ｐ．摩根银行驻北京首代，此刻可能因此在长安街北侧的东方广场避见记者。可这个《财经时报》的老朋友原先不这样。他很活跃。或许“蓝德彰”更为中国金融界人士熟知，这是他的中文名。他在银行圈子里浸淫了20年，最近三年，他更因为出任
两家中国的地方商业银行——上海银行和南京市商业银行（下称“南商行”）的董事而备受关注，这是一个外国人的“难得经历”。在上月末聘请六位外国专家组建国际咨询委员会后，中国银监会表示，可能在未来聘请外国银行家来华出任要职。刘明康特别举例南商行，点名该行现任董事、60岁的美国人蓝德彰表现出色，令南商行出现巨大变化。目前，有报道说这间银行正在为上市冲刺，而南商行人士却说还没到那一步，或者这才是中资银行“洋董事”第一人低调之因。但他从不放弃大胆直言，以及用更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眼光，将中国处于变革中的银行体系置于他的显微镜之下。这位在美国长大的中国通做事十分精到，所著《宋元法学中的“活法”》曾入选《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其中他对阿云之狱的争论所做的分析，被认为“细致精彩，细微剔透”，一如银行业。洋董事独立获取信息蓝德彰20世纪90年代后期来华出任Ｊ．Ｐ．摩根银行驻北京首席代表。在华十几年中，蓝德彰对中国银行业的研究和了解日渐深入。国际金融公司（ＩＦＣ）参股上海银行后，他受聘以ＩＦＣ代表身份进入董事会，成为首位出任中资银行董事的外国银行家。“做董事必须先懂事。”他说，不能完全听行长的汇报，自己要有一套手段，独立获取信息。“董事不是历史教授，而要不断向前看，要从这资本、资产质量、经营素质、利润、流动性五个方面分析未来利润和潜在风险。”他认为，在掌握了这五方面的情况后，董事就应该“多嘴”，要多提意见，并要与行长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因此，这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试着把自己融入上海银行，他高大的身影不仅出现在董事会上，还常常出现在各个部门和网点里。他关注经营管理的每个环节，上海银行董事会人士向本报透露，这些环节中，他以对财务状况关注为最。在他建议之下，上海银行请来了普华永道做全面“财务体检”，出具符合国际标准的审计报告。他还主持创立了董事会下属的审计委员会，而他所推动的有关资本充足率、成本核算等商业银行管理的新理念都已获得应用。为健全激励制度，蓝德彰引进国际上的薪酬管理制度，创立了薪酬委员会。今年，他又把引进美国大通银行等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分配制度作为工作的重点。“他确实带来了先进经验，”上海银行人士说，“先前，董事会主要功能是批准年度经营计划和分配利润，但现在，它至少在三个核心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战略发展、内部控制及管理层人员选择和报酬。”他问：董事会是谁在南商行，蓝德彰“较真儿”的作风亦颇受中国同行赞赏。该行副行长周小祺举例说，过去董事会上的提案一般都落款“董事会”，但蓝德彰就偏要追问：“董事会是谁？”这个小小的细节触动了所有的董事，现在该行所有提案都必须由提案人亲笔署名，谁署名，谁负责。再比如，以前召开董事会的通知一般提前几天下达，随附一份简单的会议材料，但蓝德彰认为应该参考国际银行惯例，所有会议材料必须提前10天送到所有董事手里，并且所有提案应附有调查论证材料或可行性报告，这极大地调动了董事们的积极性。“蓝德彰每次都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务实认真，他的观念和做法对我们影响很大。”几乎每个南商行董事都有此体会。直言陈疴出于工作需要，他每年都在大半个中国来来往往，对中国国内银行业的现状有相当的了解。操着一口流利中文侃侃而谈的蓝德彰，已经成了上海银行和南商行的一道风景。他所带来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变革中的中国银行业引入“外脑”的成功尝试。以今年为例，他先后发表署名文章，论述自己在利率管制与风险定价、中国银行业风险等方面的观点，在今年8月于南京举办的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上，他还为各地的城商行高管们上了生动一课。蓝德彰指出，中国的商业银行有一个怪现象，它们都想快速发展，大量发放贷款。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一般认为，如果贷款不增长就会失去时机。“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如果在美国，这种经营方式会被称为‘车在前马在后’”。他说，中国的银行目前的资产增长很容易，因为流动性很强，存款增长也很快。但是，商业银行配套的股本金增长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商业银行风险市场不发达，银行金融资产定价方面有系统性缺陷。在此情况下，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允许资产规模快速增长是非常错误的。“银行业是纯粹买卖风险的行业。”他说，而风险则是银行家进行交易的载体。银行在存贷款这一核心业务中，就是低价买风险，高价卖风险。外资银行带来挑战吗？他认为，外资银行的优势并不完全在于大家认为的资金丰富、产品高明、技术先进和高工资。它们善于采用成本分析，能准确测算损失。在投入某个业务时把成本放进去，再决定做不做，风险评估非常精明。中国的银行不知道把有限的资源往哪里搁，比如发放贷款、行长的汽车、请客、广告费、职工餐厅补助费等这些成本都应划到每个部门来承担。国内银行最大的问题在组织方面，这点应及时改进。“不要再自己骗自己啦”但中国风险市场不发达，在此情况下，盲目大量增加贷款、扩大贷款规模，如果风险价格定得不对，可能卖出去的风险价格低，而买进的风险价格高，那么贷款越多可能损失越大。对于商业银行普遍采用的“扩大分母”，即把资产规模迅速地做大而稀释不良资产的做法，他表示怀疑。他写到：“不良资产是什么？就是说借款人违约不还钱，是已经实现的风险。损失已经在那里——不管你干什么。所以我说，‘扩大分母’完全是粉饰太平，是自己欺骗自己。而资产快速增长在任何一家银行，并不是好事。”“中国银行业真正的风险不在‘已经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而在‘经营理念’存在着重大偏差。而又引出另一个根子上的毛病：‘董事不负责’。”他说。“银行业健康第一，增长第二。董事应该干什么呢？假如说你是行长，你看经济增长很快，你想跟着市场去发放贷款。董事会提醒你，应该放慢这个速度。董事应该是交通警察，增长的速度太快，资本金跟不上，那就属于开快车，应该‘扣本’。有人会说你有机会不抓，那么你可以说是我的董事只允许这个速度，他叫我‘踩刹车’。央行9月份提高准备金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替商业银行‘踩刹车’。因为资产增长太快，而董事们又浑然不觉！”他说。蓝德彰所在的南商行这几年资产增长率不太高，但是目前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3％左右，资产总额已经超过300亿元，内控机制也相当完善。他“认为这样好，不要跟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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