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峰会大倒苦水 报以厚望后能否“获救”？

　　葛丰

　　8月12日，由证监会召集、全国近60家综合类券商参加的座谈会在京召开。该次会议因系尚福林上任以来首次大规模与券商老总集中会谈而备受市场关注并渲染。受其影响，8月11日，沪深两市成交量创半年来新低，两市之和不足60亿，成交地量表明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券商对此次会议报以厚望，自有其深刻的背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券商收入较去年下降10.2％，除国债回购外，上半年券商在股票、基金、债券和承销上的收入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而深圳证券信息公司的统计表明，上半年IPO公司仅29家，再融资公司25家。这意味着，即使对于投行业务开展得很好的大券商股票承销收入也将大幅减少。而在此前，已有研究报告显示，2002年证券行业按利润总额计算亏损近26亿元，亏损公司家数高达51家，行业亏损面由1.1%扩大到45.5％。

　　更有甚者，被业界普遍视作“催命符”的央行5号令也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行。

　　山雨欲来风满楼，向来财大气粗的券商们开始感受生存的压力、竞争的残酷。于是乎，各种各样的非常规手段开始登堂入室：

　　5月份，由广东证券业协会牵头通过《广州地区证券营业部关于遵守诚信诺言执行自律规则的公约》，佣金价格同盟重现江湖。

　　不久前，有媒体披露，一些券商的“银证通”业务横遭某地同行、政府部门无理打压。

　　同样的思路，本次券商会议未及开锣，各种舆论已是一哄而上，大倒苦水。

　　而在笔者看来，券商日子难过，这是事实，却又是多种原由交织的必然，其中有监管者过度规管的因素，但绝非关键所在。所谓乱世祭重典，针对券商队伍鱼龙混杂的局面，证监会并无多少可能逆势而上，因短痛而松怠日渐规范、严格的监管。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巴曙松博士曾表示，1997年-2001年间，中国证券业一直保持着10％以上的净资产收益率，2001年市场低迷，但前20家证券公司的平均收益率也达到12.84％。然而，在此过程中，尽管证券公司一直享受着垄断地位和一定程度的市场保护，但这样的垄断地位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可积累的经营业绩。因此，他认为，如果不对证券公司的治理机制进行深刻的市场化改革，那么，国有股一股独大、且通常具有政府背景的部分证券公司就难以完全保证能够在经营活动中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进行运作。

　　同样是金融机构，关于银行的产权失衡、内部治理水平低下等等问题，大家看得比较清楚，谈得也很多，但在对待券商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却过多地为股市本身所干扰而一味注重了政策面、资金面的变化，极少涉及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于是，提高服务水平、壮大自身实力、完善监管水平这样的口号年年喊、月月喊，却很少见到成效。

　　事实上，从某种程度来说，券商面临的问题还要多于银行。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在此市场中由于参与者众多而完全呈现小而散的局面，由此极可能形成对内无序竞争而对外无力竞争的趋向，而这两点，恰恰都与境内资本市场国际化趋势背道而驰。

　　反过来说，参照法国经济学家JosephBertrand利用纳什均衡概念而建立的Bertrand模型，解决价格战恶性竞争的方法有两条：一、提供更大差异性的产品；二、减少产品提供者。

　　关于第一点，大家呼吁已经很久了，如前所述，这在券商治理结构未能实现质的突破之前，预计很难取得大的进展；而对第二点，现实的发展已经提供，或者说迫使出现了这样引而未发的态势，现在真正要思考的，应该是如何在此重新洗牌的过程中，结合券商间的联合兼并，引导外部力量，打破目前一以贯之的经营、管理上的惰性。

　　境内资本市场发展至今，一个深刻的教训是：一旦股市出现大幅下滑，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管理层就会被迫出手救市，而新的救市措施又往往给市场的发展留下新的不良影响。由此反复循环，以至于今天陷入“利好”泥潭难以自拔。有鉴于此，针对目前证券行业的低迷状态，监管者、经营者都应该痛定思痛，认真地想一想究竟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