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是谁之过？

　　“原罪”问题再现

　　5月28日，有着“上海首富”之称的周正毅因涉嫌问题贷款而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它让我们关注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这一“老”问题。所谓“原罪”，当然指的是民营企业家或富豪们财富来源的合法性问题。

　　现在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民营企业家或富豪们是否有“原罪”以及“原罪”的多少，而在于民营企业家在其掘取“第一桶金”时，为什么会犯下“原罪”？换言之，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是基于人性的一种普遍现象还是中国这个转型社会的一个特有现象？如果是后者，又是谁制造了民营企业家的“原罪”？

　　天生的反规则倾向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回顾中国的改革。民营经济从最初的经济生活的拾遗补缺到今天的三分天下有其一，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毫无疑问，这里面当然包含着民营企业家艰辛的开拓、智慧和力量。

　　但仅有此就不会有后来的“原罪”问题了。它跟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有关。中国改革是在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及权力控制经济这一背景下开始的。如上所述，民营企业家在其发家的初始阶段，作为被体制排斥的小业主或小老板，不像处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或政府官员一样，内心隐约地有一种对规则的敬畏，他们天然地具有一种反规则的倾向。但是，在几乎一切社会资源都被政府垄断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想要靠市场竞争来发展，实在太艰难了。于是，聪明者想要先富起来，只有贿赂权力，靠权钱交易，钻制度和政策的空子，来取得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取得的社会资源和收益。尤其是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特权可能具有比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更加明显的诱惑力时更是如此。

　　特权需要企业的经济养料，企业需要特权的荫护恩典，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一道对市场精神和市场力量的坚硬屏障。而中国的民营企业由于其先天的弱势，对特权具有更加强烈的投靠动机。原因很简单，在一个社会里，当遵纪守法不能取得利益时，人们就会通过破坏规则来牟取潜在的利益，何况在改革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很多人破坏社会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受到惩罚，或者虽受惩罚但得到的收益远远大于违法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人们不犯规都不可能。这就是寻租现象大量与民营企业“有染”的原因，是民营企业家“原罪”的制度根源。

　　进一步分析，民营企业在其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所有制的约束，其所面临的体制不公主要来自市场准入、融资环境和法律保障三个方面。以民企融资来说，目前民企普遍缺乏金融支持。国企缺资金可以找上级主管部门解决，民企则不行。在通道制下，民企上市之路异常坎坷，千余家上市公司中，民企直接和间接上市的不到百家；民企债权融资也排在国企之后，而债转股则根本没他们的份。

　　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问题还在于，对民企及民营企业家的所有制歧视，不仅会使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建立不起来，还会使社会最终锁定在霍布斯意义上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因为财富的取得缺乏合法性，民营企业家就不可能有很好的积极性去保护财富，更谈不上用财富去馈赠社会，其企业行为也就缺乏正当性，从而使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而陷入社会的负面评价；而社会对“原罪”的谴责，又使民营企业家感受到巨大的道德压力，从而产生一种类似“自暴自弃”的对抗情绪，并进一步驱使他们更深地与权力结盟寻求庇护。这样恶性循环，社会最终将分裂为一部分人仇视另一部分人的状态，其现实的图景，便是拉美化。

　　民营企业家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对他们抱有太高的希望是不现实的，对他们的弊病做过多的指责则是借题发挥。如果说，改革初期制度和规则的缺席，造成了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那么，现在政府的整肃之举，则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在进行事后的修补。这是有意义的，因为政府终于明白，作为一种比国企较有效率的企业形式，大量健康、守法的民企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石。(粤港信息日报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