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富人榜体现了酒场规则

　　《赢周刊》打开中国市场转型的魔瓶，王志纲解读中国富豪的前世今生

　　10年前作为记者的王志纲推出《广州人经历了三次冲击波》、《中国走势采访录》、《风帆起珠江》等力透纸背的大作。10年后，作为策划人的王志纲向本报独家贡献其“中国富豪观”

　　王志纲是解答“广东为什么没有全国首富？”命题的最佳人选。理由有三：

　　一、经济学研究背景和新华社记者的经历赋予了王志纲高屋建瓴的洞察力和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全局视野。无论是在做记者还是做策划，王志纲总能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条分缕析出精当的卓见，所书所言，领一时之风。远的如“珠江三角洲启示录”，近的如“中国企业八大预测”、“十六大后的中国经济版图”。

　　二、王志纲居广东近二十年，不仅对广东了如指掌，且云游四方，识尽祖国大好河山；不仅对区域经济颇有研究，更善于挖掘各地丰厚的文化底蕴；据说他打遍了全国各地的高尔夫球场，于各地风土人情、历史渊源、精神传承多有了解。

　　三、王志纲闯荡江湖阅人无数，上到封疆大吏下到凡夫走卒，与之交手经其策划、点金的老板，亿万富豪不计其数。胡润的富豪名单中，经王志纲指点或打过交道者不下30人，刘永好、朱孟依、尹明善、黄文仔、郭梓文、杨国强、黄巧灵、楼忠福……王志纲对于老板们可以说是近距离观察，有些还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对许多富豪从发家史到背后的诸多奥秘无不知晓。胡润曾就“中国富人”的种种疑问请教王志纲，王志纲对其说：“中国的富豪你搞不懂，如若我告诉你实情实为他们添乱，我若告诉你虚情则误导舆论，所以还是不谈为好。”

　　放眼中国，能真正说得清老板的能有几人？王志纲可说是我们目前的最佳人选。商人都是经济动物，张扬也好，内敛也罢，无非都是为了生意。

　　赢周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每年一公开，都会有一些富人声称自己的财产被低估。这说明什么问题？

　　王志纲：酒场上有个笑话，喝醉了酒的人口口声声称自己没醉，而没醉的人却往往称自己醉了。所谓的排行榜，充分体现了酒场的规则。说自己被评少了的人，往往就是喝醉了酒的人。所谓利令智昏，“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

　　东北首富杨斌、上海首富周正毅惹上麻烦，根子上都是经营模式出了轨。周正毅在上海非常神秘，在香港却非常张扬。一个人为何两副面孔？实因他深谙中国国情，知道在国内是财不露白，而在香港到处作秀、虚张声势，使得港人对其刮目相看，为的是反弹琵琶，在香港圈钱。不想玩火太过，露了馅，香港可是按国际惯例办事，终于引火烧身。

　　赢周刊：中国富人中，有人张扬，有人内敛，你认为这两种风格可以体现出他们的什么境界？

　　王志纲：商人都是经济动物，是财富的追逐者，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低调或者张狂，采取什么表现形式都是为了经济目的，如同生产关系之于生产力，只有是否适应，没有好或不好，不存在道德评判。

　　对于商人，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像鲁迅、闻一多一样“铁肩担道义”。张扬也好，内敛也罢，无非是为了生意。商人之所以低调是因为低调有低调的好处，尤其是广东老板们。他们大都是实干家，信奉力不到不为财、落袋为安，看不上那些所谓虚名；同时，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越是有钱的反而越低调，怕惹祸上身，目标太大不安全；当然，也有些富人可能不善言谈，恐抛头露面反而会自损形象，不如神秘一点更有利。相反有些商人之所以高调，是因为他们尝到了高调带给他们的好处，将少说成多能吸引更多，抬高身价能更省力地扩充财富，夸大“实力”能居高临下抢占先机、占有资源。

　　有一个形容很有意思，叫：社会如舞台，“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写戏的人是骗子”。所以目前这种靠各种假象推测出的富豪榜，大家可看，但千万别当真。

　　赢周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对于塑造富人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王志纲：中国的地缘文化造成了不同的商人作风。从全国范围而言，大致是北方商人张扬，南方商人内敛。南方商人多指广东人。

　　广东文化是重富不重贵，只要富了就意味着贵。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不论你是杀猪出身，还是卖鱼出身，只要挖到第一桶金，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成了大老板，自然就会贵。如当选人大代表，商会领袖等。官场对你青睐，社会也会对你礼遇有加。广东民间的富豪不少，但多沉在水下，活得挺滋润，没有必要张扬。广东有些方言很传神，如“口水多过茶”，说明大家看不起张扬的人；他们更喜欢“扮猪食老虎”，表达了对那些不事张扬的人的褒扬。广东人的这种处世方式，既不担风险，又可从富到贵，何必出风头呢，着实是“有肉藏在碗底里”。而北方，如山东，则是典型的重贵不重富。前些年，当时民营企业还受歧视，山东就有不少民营企业家携带万贯家产，投靠政府。这些企业家虽然贡献了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却换来了对一乡一地的绝对控制权，支配和指挥权。以富换贵，这反映出当地文化里强烈的被尊重的需要。而浙江商人则普遍浮夸比较利害，从这一点来讲，广东商人的实力及财产观与浙江商人和北方的商人都有很大不同。

　　赢周刊：能分析一下财富榜上这些富人的心态吗？

　　王志纲：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各人有各人的人生选择。其实辞官者也曾漏夜赶科场，只不过曾经沧海难为水。对于“福布斯”评选，广东人已归于平静，选择鸵鸟姿态，而东北、浙江商人则还在举起喇叭向世界呼喊。

　　今天上了榜的富豪身价兑水现象非常严重，尤其是排在前面的富豪们，其财富结构显现三个特征：财富证券化、资本虚拟化、财产泡沫化。首富多是这样吹出来的。

　　赢周刊：在你看来，进入中国首富榜的富人都是怎样的一群人？

　　王志纲：首先，因为经济结构的不同，财富榜选择的多是上市公司，而所谓的富人也多是借助资本市场膨胀起来的商人，更加地泡沫化和虚拟化。其次，某些已列为首富的，由于舆论的夸大，资源的聚集，加速了膨胀的速度(实际上是加速了灭亡的速度)；本不是首富的，自想包装以缩短成为首富的距离，而拼命挤上榜。如此一来，富豪排行榜上就多出许多被吹出来的“泡沫英雄”。他们是一群在刀尖上跳舞的人，掉下来是必然的，不掉下来则是偶然的。胡润制造了泡沫，再将泡沫返销给中国。而另一方面由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没有进入中国宪法，富人的原始积累不都是阳光下的生意，所以富人们多有“原罪”感，缺乏安全感。以致真正的富豪们对这样那样的富豪榜躲之惟恐不及，纷纷转换身份移居海外。民间戏称首富榜为“杀猪”榜。于是有些经济学家呼吁赦免原罪，而决策者谁也不愿轻易接招，财富又是处于混沌状态。

　　赢周刊：以你与富豪们的交往，你认为广东会不会有中国首富？

　　王志纲：广东不是没有，而是不愿出头。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成熟程度大有不同，有的地方刚刚开花，有的地方已经结果，还有的地方果子已掉到了地上。福布斯富人榜上展现的都是正在开花的富人，却看不到果实跌落在地的广东，很多富人已成为美国、加拿大、澳洲和中国香港居民。我认识的一个老板，买下塞班岛三分之一面积，看起来却貌不惊人。还有一个明天要与我打球的老板，其生意的市场份额占到这个行业全世界相当大的比例，但业外人士谁知道他。在广东，这样的老板比比皆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有没有全国首富，能不能出中国首富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赢周刊》的提问打开了中国市场转型的魔瓶。这是这个命题的价值所在。

　　敏于行，纳于言是广东企业家的优点，但拙于思却是广东企业家的弱点。

　　赢周刊：为什么许多富豪都诞生于房地产业，甚至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华人富豪不少都出自房地产业？

　　王志纲：经济发展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所代表的优势行业不同。在目前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也是暴利行业，所以成为暴富行业。但企业家也要与时俱进，像李嘉诚，以房地产发家，但很快就进军物流、基础设施，以至高科技。

　　赢周刊：广东商人或者说粤商的致命弱点是什么？

　　王志纲：敏于行，纳于言是广东企业家的优点，但拙于思却是广东企业家的弱点。广东企业家对宏观和战略方面的东西考虑得很少。广东占天时、地利、人和优势，以香港为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今天，广东不再独享优惠政策，广东企业家的缺陷就暴露无遗了。过去，广东人胜之于讲变通，上海人失之于讲规则。但时过境迁，在今天的政策和经济环境下，上海人的讲规则就成了优势，而广东人的讲变通则成为劣势。

　　所以，广东人不仅要敏于行，而且要勤于思；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赢周刊：依你之见，广东企业家需要在哪些方面完善自我？

　　王志纲：第一，广东人有不少优良的品性。巴尔扎克说：要造就一个贵族必须三代换血，但我认为不必过分苛求，还是应该求其实不要求其形。广东企业家有不少固有的优点，比如，勤力、谦虚、重礼、不张狂、很会替他人着想等。这在一些广东话的日常用语中可见一斑。如“你走先”、“不好意思”、“唔该哂”……另外广东企业家善于学习，这些都是优点，只是儒雅方面还差一些，这需要积累。

　　第二，广东人有一个很好的商业风气，就是各算各的账，我只算我能不能赚钱，账能否算得过，不去计较对方是否赚得更多。讲求和气生财，相安无事，各发其财。华南板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多房地产商在番禺那么大的一小块地方残酷激战，但互相之间和平相处，各大楼盘老板都吩咐手下人只可宣传自己，千万不得攻击别人。这是广东商人行商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广东企业家对于知识和外脑的理解在中国也走到前头。工作室之所以发轫于广东并长成大树，就与广东重视知识和外脑的整体环境有关。我把广东企业家对知识的尊重总结为三个阶段，“星期六工程师”阶段(借用知识分子，节假日炒更)，“高薪挖角”阶段，然后是最早实践“财智时代”的阶段。

　　赢周刊：中国哪一个地区更适合富人的成长？

　　王志纲：中国最适宜富人藏匿的地方珠三角算一个。在珠三角，富人们穿着拖鞋，开着奔驰，喝着早茶，来往于省港之间，偶尔去拉斯维加斯赌钱。他们不事张扬，不引人注目，安全性也好。尤其是土著老板，他们在当地如鱼得水。另外就是北京和上海。北京充满了巧取豪夺的奢侈富人，来路不明的富翁通常躲在北京。上海华洋杂处，不易引起人们关注，所以也是富人藏匿的好地方。

　　任何财富都会经历价值观的清洗，并经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

　　赢周刊：在你的口气里，似乎对于商人抱有一种批评的态度，老板都是有“原罪”的吗？

　　王志纲：资本的原罪肯定是有的，没有原罪，很多老板的原始积累无法完成。富人都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奸商阶段。俗话说，无奸不商。这里的“奸”不一定是贬义，也指商人特有的精明。但这句话说明了商人作为经济动物的属性。他所要考虑的是如何使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其他。我把这个阶段称为中国伦理大倒退的时代，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和跨越的代价。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各种非规范行为酷刑严法，奸商的代价逐渐提高。通过这个阶段，流氓逐渐变为绅士，奸商变为正派商人。

　　再往前发展，就到了重视无形资产的阶段。随着竞争加剧，事业越做越大，对于大老板来说，良好的信誉成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最佳法宝。因为对于这些老板来说，钱财已不是主要问题，打造百年老店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需要考虑的是经营的永续、事业的传承。为此他们也必须考虑按国际惯例办事，会非常注重信用，由此渐成社会的脊梁，社会财富的管理者。

　　赢周刊：是否可以说中国企业家目前大都多处于第一个层次向第二个层次的过渡阶段？

　　王志纲：可以这么说。

　　赢周刊：那么“首富”这个词里是否蕴含了道德观？

　　王志纲：应该有道德的成分。比如洛克菲勒，前半生的积累充满了丑恶，到了70岁，他一夜醒悟，立地成佛。所以，任何财富都会经历价值观的清洗，并经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香港已经完成了这个过渡，出现了霍英东和邵逸夫这样的商人。中国内地还需要一个过程。对待任何事物，我不喜欢一分为二，我喜欢一分为三，两者之间会有个过程。在特定阶段，不少人都是魔鬼与天使的结合物，尤其是商人。

　　赢周刊：你认为财富集中在少数的首富手中好，还是分散开来比较好？

　　王志纲：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一定喜欢垄断吗？不是的，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首先是积聚财富，然后才是制约和分解垄断，这是两个阶段。中国今天的社会状况，犹如一个同时患肝炎与糖尿病的病人，怎样补都不是，而最有技巧的恰恰是今天温总理所言的几个字，要“适度”和加以“调控”。对于财富的看法也是这样，不同的阶段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