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乃娟

　　 据悉，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去年，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的施政目标。

　　 大部分地方对“幸福”的提法，还主要在于字面地描述一个模糊状态。众所周知的是，广义上的”幸福”，几乎是一个无法解释清楚的主观概念，一个有阳光的悠闲午后，一杯大雪中温暖的热茶、一次加薪、一场恋爱，都会给不同的个体带来幸福的感觉。大部分地方在提到“幸福”二字时，是试图在向作为施政对象的普通民众描述一种大致的未来状态。

　　 但是，作为施政层面的“幸福”能否被很好地执行与评价呢？这里的“幸福”，是一种公共政策发生作用之后产生的愉悦感。有一些地方已经将此“幸福”细化与量化，列出了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比较全面而系统的有广东，“幸福广东”已经成为广东施政的一个重要目标。去年，广东省政府发布《幸福广东指标体系》，该评价体系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部分构成，相关指标考核将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编制部门征求了公众对评价体系的意见，结果显示，指标体系客观指标综合合适率为93%，主观指标综合合适率为88%。

　　 这也说明，普通人对于一些“幸福”的感觉有着一些共同的认识。广东的幸福评价体系很好地体现了这些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比如收入、平均工资、居民消费价格等等。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一样，在一个社会里，每一个个体都无法与收入、消费等切割。公共政策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无疑可以朝着幸福的取向迈进。有专家认为，“不同城市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等没有可比性”，这是肤浅的看法。不同城市尽管自然条件不同，收入也不同，但是公共政策能够带给区内民众的幸福感，是可以进行相对比较的。

　　 以上这些可以被指标评价的“幸福”，是地方施政中可以马上执行的，收入、房价、教育、医疗这些民生方面，本身就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地方做到什么程度民众的生活会好一些。简而言之，这些“幸福”是看得见的。就像村上春树小说里所说的“小确幸”一样，小而确定的幸福。更有难度的幸福其实是社会环境以及精神层面的，社会环境比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法律与制度等等，人们的精神状态，比如个人对社会与未来的评价等。一个例子可以反证这种精神层面幸福的重要性。近年来一些富人移民现象频频发生，对于他们来说，收入与消费可能已经无法有效增强他们的幸福感了，他们可能还需要一些“大确幸”。

　　 这种更高层次的幸福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那些小而确定的“幸福”被不断实现，社会充分体现公平、鼓励创新、法治严明，井然有序，以及人情温暖，从而实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安全感以及精神层面的愉悦感。总之，在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里，人们在解决了马斯洛理论里低层次的诸种衣食住行等需求之后，会极少的忧心忡忡、焦虑，不会常常遇到不公平并感到沮丧、生活得更有尊严，并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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