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学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大创新

　　植根于中国土壤的制度最管用——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本报记者 王雅婧

图为杨光斌（右一）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进行学术研讨。（资料图片）

　　嘉宾简介：

　　杨光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著有《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成就，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变革，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奇迹”的取得有哪些制度层面的原因？如何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的政治制度？本期栏目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就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中国奇迹是“观念——制度——政策——能力”有机互动的结果

　　记者：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一系列“中国奇迹”。在您看来，“中国奇迹”的取得有哪些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原因？

　　杨光斌：“中国奇迹”是“观念——制度——政策——能力”有机互动的结果。

　　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其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不受约束的民主就是“暴民政治”，为此，在尊重现代性民主政治的同时，不能忘记人类几千年来的基本秩序——权威，否则一个国家就会失去方向，政府就会变成不能做事的“否决型政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有以活力为主要形式的民主，一方面有代表权威的集中，保障了民主的有序性和国家前进的方向性。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第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比较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和活力，缺少创新性，不会有滚滚而来的国民财富。但是，只有财富，社会可能出现巨大的不平等、不公正，国家因而出现政治动荡，产权也得不到保护，因此必须有社会主义去进行财富再分配，以保障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公正。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大创新，全面消灭贫困计划、财政政策上的转移支付、地区之间的对口援建，等等，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说市场经济更多是“经济的”，社会主义更多是一种“政治的”，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制度，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混合体。应该认识到，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

　　第四是问题导向的实践理性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一切以问题为导向，既不再迷信计划经济，也不沉迷于所谓的自由市场，坚持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一方面坚持国家自主性的宏观计划、远景规划的产业政策，一方面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市场性分权，以不停的分权而赋予市场活力。

　　最后是治理能力强大的公务员队伍。好观念、好制度、好体制和好政策，说到底要人去执行、去落实。比较而言，中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水平和政策执行能力，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中国历史上的官僚体制，是如何把人、把国家组织起来的伟大的制度发明，其制度性遗传基因就是公务员以民为本的使命感。

　　中国政治制度与中国国情高度契合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并以此来质疑中国的民主制度。对此，您怎么看？

　　杨光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稳定和活力不可或缺。稳定是民众安居乐业的前提，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实现稳定和活力的有机统一，经济和政治上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但是，并非所有制度都能保持稳定、激发活力。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一套能够确保中国和谐稳定、充满活力和发展繁荣的制度体系。

　　在现代社会，国家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往往需要民众参与，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并促进决策有效执行。民主集中制是一种科学的决策机制。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我们党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既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又让决策过程凝聚更多真知灼见，使作出的决策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国家机关合理分工、权责匹配。同时，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保证国家统一高效推进各项事业发展。通过民主集中制，我们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各地方、各民族、各行业都有相应比例的代表，由此产生的法律必然体现人民意志。

　　在我国，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扬政治协商传统，使协商民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经过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成为重要的民主形式。无论是事关国家大局的重要政策的制定，还是行业性政策的出台，或者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社区治理问题，协商民主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能把中国事情办好的制度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有近14亿人口，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让国家焕发蓬勃生机，使中国社会展现出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生动图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植根于中国大地，与中国国情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制度。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记者：西方一直有一些唱衰中国的预测，但时间证明预测的结果都是错的。请您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杨光斌：人们不应该用一种观念一刀切地衡量历史文化、文明基因不同的政体。对于任何一种政体而言，不同的视角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西方流行的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却是以特定的“观念世界”来对照中国。

　　“中国崩溃论”最终会崩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西方一些专家自己的观念来研究与其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政治，这样就没法理解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

　　记者：那么，怎样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的政治制度？

　　杨光斌：认识中国政治，需要两大历史维度：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和比较历史的视野，以此来看中国制度选择的自然性与正当性。

　　就中国历史而言，当古老的“文明型国家”遭遇西方的“民族国家”冲击而无所适从之后，中国如何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再组织起来，而不是像其他古文明如奥斯曼帝国那样被肢解或消失？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把各种政体都尝试过了，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都不管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但是夺取政权的过程，更是一个重新组织国家的历程。其中的一个最伟大的组织化办法就是通过群众路线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这无疑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种政治发展道路。仅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组织者的角色就值得国内外学术界花大力气去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既不同于发达的资本本位的国家，也不同于一般仅进行民族解放而无社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不但是靠马列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更是浸染着民本思想的政治组织；而且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制度化了，即我们常讲的群众路线。无论是阶级政党理论、民族政党理论，还是美国式的选举式政党理论，都不可能解释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同，就是中国道路和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

　　记者：正因为我们要讲清楚我们自身的制度和道路，所以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需要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杨光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正是以自己的硬实力而将产生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叙事普遍化，世界因此而成为“一言堂”，世界上只有一本“通用教科书”，一个“标准答案”。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甚至不能没有引领时代和世界的话语权。

　　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并不意味着排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开放性、包容性正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比如政治学方法论上的阶级分析、历史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帝国主义论，经济学上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制度主义学派等，凡是能揭示世界真相的学说都值得汲取。

　　但在汲取有益成果时，我们必须清晰西方社会科学赖以存续的本体论、目的论是什么，这些才是理解话语权生命力、话语权的价值的根本所在。

　　事实上，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发展道路基础之上的，是对西方政治史的一种历史叙事。而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最大分别在于通过党的领导来整合社会利益，最终实现不同于资本主体性的人民主体性。

　　中国历史文化、政治道路和政治现实意味着，构成历史叙事的本体论是集体主义，目的论是人民主体性。但是，不像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对立性思维，中国人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而是包容性世界观。也就是说，集体主义并非不保护个人权利，只是个人权利不得凌驾于国家和整个社会之上；同样，人民主体性并非不重视各个阶层的利益，只是特定阶层不得以一己之私而牺牲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利益。

　　在我看来，不了解中国建构自己话语权的必要性，就无法真正做到“四个自信”。（本报记者 王雅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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