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首席记者杨万国）对话经济学人，展现青年才俊。即日起，新京报启动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评选活动。

　　北京向南1272公里，坐落于浙江省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曾是一个时代里青年经济学人心中的圣地。

　　28年前的金秋，由8家新闻媒体召集，从全国1300多名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中遴选出来的150名佼佼者会聚莫干山，就中国当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展开讨论。

　　“莫干山会议”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首次集结了当时国家最优秀的一批青年经济学者。

　　当时，“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尚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比较紧张。”

　　这批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经济学人在改革的关键时刻，第一次登上时代前台，他们以智慧，学识和担当向时代发声。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向城市的关键推进提供了诸多卓有价值的思路，并引起了决策层重视。

　　从此，这个以经邦济世为己任的智慧群体，与时代同行。推动了中国30年来大步前进。

　　如今，当年上山激扬国是的青年人华生、宋国青……已经鬓角斑白，桃李满园。

　　如今，莫干山鲜为人知，时代更加喧嚣，社会迫切需要彰显智慧和理性之声；

　　如今，改革亟待深化，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需要新一批经邦济世之人。

　　时代召唤新一批青年经济学人走上前台，社会迫切需要更多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站在改革的潮头。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莫干山会议”上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到80年代末，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经济学专业百余名学子和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走上街头，向千百民众提供“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咨询”，中国经济学人总是在传承和新生中，积极站在时代的前沿，为国家发展提供理性和智慧。

　　不管是80年代末由数家报纸联合发起，吸引十万民众参与的“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知识竞赛”，还是当今吸引百万关注者的诸多经济学家微博客。中国媒体一直积极和一批批经济学人同舟共济，共同为国家改革富强建言献策。

　　9年来坚持彰显理性和建设之声的新京报，将通过此次系列报道和评选活动，聚焦中国新一代的经济学者。

　　我们特此邀请夏斌、宋国青、华生、卢锋、宋晓梧等权威经济学家担任评委，通过他们的推荐，本报调研，从国内科研机构、专业院校、金融机构中遴选出一批优秀青年经济学者，新京报将对这批优秀青年经济学者进行系列特别报道，介绍他们的学术思想，展现当代青年经济学者的学术风貌，呈现他们的学术成果。并在2012年年底进行“中国青年经济学人”颁奖活动。新京报希望通过系列报道，为社会发掘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传达他们的理性和智慧之声，让经济学更好的为时代服务。

　　■ 评委简介

　　夏斌

　　1951年生。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任委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

　　夏斌2002年的论文《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中介目标》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

　　华生

　　1953年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1984年，在浙江德清县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上，当时仍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华生与同伴一起，在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并作为会议代表之一向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做了汇报，后被国务院采纳，这项改革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性突破。

　　华生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深入研究与准确预测，使他被认为是对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宋国青

　　1954年生。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2012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1991-199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系博士。后回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教授至今。还担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发部总经济师。

　　宋国青常年专注经济预测领域，曾多次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做出准确预测，被誉为“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第一人”。

　　卢锋

　　1957年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曾在英国发展研究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卢锋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我国开放宏观经济、农业经济等方面，就人民币实际汇率、国际收支失衡、服务外包、粮食安全、粮棉贸易等问题发表诸多著述。他提出并系统阐述“产品内分工”概念，并以此为理论视角观察、解释中国经济开放成长的经验表现。

　　宋晓梧

　　1947年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曾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宏观体制司司长，国家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等职。

　　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改革的实践，在企业改革和劳动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面撰写了诸多有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的论著、文章。

　　聂辉华

　　1978年生于江西省崇仁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组织经济学，在契约理论、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一

　　聂辉华：释放制度活力 经济可保持20年高增长

　　核心观点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是被制约了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已经成为了一切问题的源头。如果深化体制改革，就可以进一步释放制度的活力，中国经济再保持20年的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顶层设计”概念需要慎重理解。改革的目标需要在全社会进行大讨论，然后形成改革目标的共识，并进而根据未来的目标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确定改革的总体实施战略，而不是由少数精英来设计。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必须避免“建构主义”的陷阱，即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政企合谋”埋下高增长隐患

　　新京报：能简要介绍一下你研究的领域和近期关注的问题吗？

　　聂辉华：我的研究领域是组织经济学，主要研究政府和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目前主要关注“政企合谋”现象、中国深层次改革的总体战略等。

　　新京报：你提出的“政企合谋”分析框架该怎么解释？

　　聂辉华：我提出“政企合谋”这个分析框架，是希望一方面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解释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矿难、环保、食品安全和高房价等。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侧重于解释第一个方面，而我是要同时解释两个方面。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以GDP为考核标准的压力下，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允许辖区内的企业选择不安全、不环保、短视的低成本方式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地方政府得到政绩和升迁的好处，企业得到高额利润，因此双方有动力进行“合谋”，于是埋下了矿难、食品安全、环境破坏等问题的隐患。只要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政企合谋”将长期存在。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有哪些缺陷？未来如何完善？

　　聂辉华：有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在考核内容上，过于强调GDP、财政收入等硬性指标，对民生、环保、技术创新、法律实施和产权保护等“软性”指标强调不够；第二，在考核主体上，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考核与问责，缺乏自下而上的考核与问责。未来应该在考核的内容和考核的主体两方面进行完善，更多地将上述“软性”指标纳入其中，并引入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的评价机制。

　　新京报：那这种“政企合谋”有没有可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比如在引导和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方面。

　　聂辉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产权保护和自由竞争。如果政府可以更好地保护企业的物质和知识产权，可以更好地保护正常的市场竞争，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和国家引导下一定可以实现“中国创造”。必须强调，创新是竞争力的灵魂，而自由是创新的灵魂。

　　“顶层设计”需慎重理解

　　新京报：中国经济遭遇增速放缓。你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聂辉华：最大的挑战是被制约了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已经成为了一切问题的源头。如果深化体制改革，就可以进一步释放制度的活力，中国经济再保持20年的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新京报：那在你看来，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深层次的改革？

　　聂辉华：突破深层次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改革总体战略、改革本身的激励机制进行科学分析。

　　事实上，我觉得最近流行的“顶层设计”概念需要慎重理解。改革的目标需要在全社会进行大讨论，然后形成改革目标的共识，并进而根据未来的目标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确定改革的总体实施战略，而不是由少数精英来设计。

　　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成功的改革是由少数精英设计的。因为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必须避免“建构主义”的陷阱，即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中国改革的方式和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完成改革，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试验。

　　新京报：你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解读了《西游记》中对唐僧师徒四人的角色设定。那在你看来，这一机制是否也适用于当下中国的治理？

　　聂辉华：《西游记》不仅是一部神话小说，也是围绕取经团队的创业过程展示人间、仙界和佛界的利益冲突的现实写真。西天取经的团队成员可以精心设计，但是中国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难以完全设计。改革的目标可以讨论，但实施过程和未来结果难以预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需出新机制弥补“孝道”缺失

　　新京报：你和李金波博士合写过一篇《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岔》。为什么会将“孝道”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内容结合起来研究？

　　聂辉华：这篇文章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孝”的经济含义和实施机制，揭示孝道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人们在幼年期需要依靠上一代的抚养，在成年期以赡养老人的方式偿还，同时也抚养自己的后辈，到自己年老时再将这些“投资”收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世代交叠的代际交换契约。我们发现，在缺乏金融市场的中国古代，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储蓄机制，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新京报：你在此文中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代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

　　聂辉华：经济学研究目前的趋势是注重数理工具，但是可能忽视了历史因素。最近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邹至庄先生就提出，理解中国改革和民主必须结合中国历史。

　　例如，1978年经济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规划有没有其历史渊源？和修筑长城、开凿大运河有没有联系？

　　作为一名制度经济学者，我和我的合作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的一些制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明演化，这些历史制度对当今有什么影响，所谓“以史为鉴”。

　　至于“孝道”，目前在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出现了老年人“老无所养”的现象。很多老年人不仅要从事艰苦的农田劳作，还要帮忙抚养孙子孙女。城市里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

　　如今，“孝顺”与否不影响个人经济利益，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文化传承已经断裂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作出“子女必须每年看望父母”的硬性规定，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不如设立新的激励机制，比如规定子女和父母同住者，将会获得政府一定数额的住房奖金，这样的制度安排会更有效。

　　定义“经济学家”

　　新京报：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学家”名声不太好，是因为有些人在其中鱼目混珠。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经济学家”？

　　聂辉华：真正的经济学家肯定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专业学者。但国际学术界对“经济学家”（economist）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它在英文中只表示从事经济学研究和应用的专业人士，是一个普通的职业称谓。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评价一个人是否成为经济学家，还应该看他对传播和普及经济学的贡献，或者是应用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贡献。

　　■ 同题问答

　　问：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答：杨小凯。他对学术研究有所贡献，对公共事务有所参与，对开启民智有所作为。特别是敢于突破流行观点的迷雾，预见到未来中国发展的前景，例如提出“后发劣势”的概念。

　　问：2012年的经济运行到现在，当前的状况，是否有让你很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答：没有意外。凭借“政府主导、投资驱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再保持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应该没有问题。

　　问：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答：打破行政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是完善市场体系的关键环节。一个有行政垄断的经济不能称为彻底的市场经济。

　　问：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答：养老院。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培养看护人员，发展养老院，将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新京报记者 沈玮青

　　专题统筹/杨万国 常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