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指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增收困难，根本原因是农民缺乏人力资本，就业能力不足。为此，各级政府应当出台“农村人力资本规划”，加大农民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农民综合能力，为农民市民化奠定基础和提供条件。有专家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城市化，但现在城市建设追求整齐干净，还有各种行政门槛以及歧视农民权益的制度壁垒，大大影响农民在城市就业以及相应的市民化进程。

　　完善扩大内需的财税金融体制。有专家指出，扩大内需需要推进宏观层面改革，核心是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在财税体制方面，有专家指出，要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的依赖；尽快开征环境税、物业税等以形成地方政府稳定的主体税源；并且在征收方式上(生产环节征收或消费环节征收)上进行变革。在金融体制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加强村民银行和贷款公司建设并提供相应政策支持和服务；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有专家认为，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银行存在明显的大企业贷款偏好，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隐形歧视，包括民生银行这样的由民间投资建立的银行，贷给中小企业的只有23%，这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发展受限。三是借鉴当前比较完善的支持出口的信用和金融体系，改革内销的信用支持体系，降低国内金融信用风险，鼓励并支持出口外贸企业转向内需生产。

　　三、在政策创新中积极有效地扩大内需

　　扩大投资的重点在于启动民间投资。有专家提出，当前，以政府“放债”为主要推动力的扩大内需难以持续，需要尽快启动民间投资。如果政府投资不能对民间投资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投资以及整个经济回升的可持续性将难以保证。有专家认为，从当前情况看，应从影响民间投资增长的关键因素出发，对症下药。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国内外投资者信心和投资能力；二是在公共服务投资门槛较高的情况下，民间资本投资空间缩小；三是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为此，要加快政策调整，尽快启动民间投资。

　　在具体政策建议上，与会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居民消费增长过于缓慢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实施更加“有的放矢”的“积极减税让利”政策，其主旨在于给企业减税、让利，增强企业活力，提高公众创业热情和消费能力，从而促进和拉动经济增长。

　　有专家指出，自去年8月以来，我国已经数次上调出口退税率，但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出口依然“一路下滑”。从国际市场的情况看，与其提高出口退税，变相为国外消费者发购物券，不如将这些资金用于国内企业减税，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危机背景下，政府更有责任给企业减税，共克时艰。在此基础上，有专家进一步指出，积极减税让利政策应更多地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倾斜。建议放宽对中小企业的专项贷款，为其提供技改、融资便利，解决其在转型升级时期的特殊困难。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有专家认为，当前家电下乡等扩大农村内需的政策已取得一定效果，下一步，应针对农村有效需求，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有专家指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此次4万亿的政策投资总量中真正涉及农业的约为3700亿，不到10%。从农村发展角度看，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应将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县乡农村基础设施等领域。有专家提出，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至少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消化国内过剩产能，改变传统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消化方式；二是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三是充分吸纳农村劳动力，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四是无论是以现金形式还是消费券形式来吸纳农村劳动力，都将直接扩大农村消费。

　　把扩大消费的政策重点放在需求方。有专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采取一系列鼓励消费政策的重点在于补贴供给方，而从需求方角度采取的政策力度还比较薄弱。扩大消费需要加强需求方管理，实施以补贴需求方为重点的消费政策。

　　有专家提出，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看，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有助于增加消费。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来看，今年农业生产问题不大，农产品丰收在望；但农民增收依然困难重重，收入增速甚至可能跌到新世纪以来的最低点，这将对扩大消费产生不利影响。作为我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启动消费必须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务农农民的收入。其政策重点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也有专家认为，从短期扩大消费的效果看，在注重低收入群体的同时，要重点关注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扩大内需的主力军。

　　有专家建议，鉴于我国收入群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关联性，逐一的分项政策不具有可行性，应统筹安排，整体布局，制定并实施“居民收入增长规划”，其重点是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居民消费，尤其要明确居民收入增长率和消费率的增长目标，并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

　　实施“和谐世界计划”，把外需有效地转化为内需。有专家认为，在外需萎缩且恢复前景不乐观的背景下，我国希望通过传统的优质低价商品获取更多国际市场份额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现行的出口退税等政策难以解决发达国家需求萎缩带来的现实问题。为此，有专家建议，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基础上，可以推出并实施“和谐世界计划”，即我国政府将人民币借给其它国家投资或消费，借款国以人民币购买我国产品和服务。对此，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已具备实施这一计划的能力和基础，比如外汇储备多、人民币国际市场认同度高、已经“试水”人民币债等。而且，实施这一计划不仅有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矛盾，也有助于提高我国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发言权。

　　四、推进政府改革与自身建设，为扩大内需奠定体制基础

　　打破两个“二元”叠加并同向作用的格局。有专家认为，新阶段扩大内需，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要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自身建设，为扩大内需奠定体制基础。有专家提出，我国扩大内需之所以面临重重障碍，根本原因在于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的叠加。一般来说，行政主导与市场主导的作用是相反的。市场力量如果扩大发展差距，行政力量则缩小发展差距。有些国家的发展差距比较大主要是由于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如非洲的莫桑比克)；有些国家则主要是由于行政主导的二元结构(如前苏东国家)。而我国的发展差距，既有市场的力量扩大城乡差距，又有行政的力量在扩大城乡差距，而且两个力量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究其根源，在于政府职能的不合理。例如，在再分配中，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不仅没有缩小差距，反而扩大了发展差距，并且直接制约了居民消费预期。扩大内需，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使政府在缩小市场发展差距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而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居民消费率。 

　　约束政府消费，防止挤占民间消费。有专家提出，当前我国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比较高。“六五”期间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为22%左右；此后持续上升，进入“十一五”期间，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达27.3%。不考虑政府等因素，政府消费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总消费结构，改变了社会消费行为以及企业的投资行为，使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在实践中走形变样。因此，在扩大内需的进程中，重点是有效约束政府消费。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专家指出，中央提出“有保有压”，但在当前GDP考核模式下，很多地方政府基本上是只保不压。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主动压缩自身所在地区的产能，会在短期内对GDP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其负面结果是一些地方的落后产能增长反而更快，落后产能过剩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打破“只保不压”的怪圈，关键在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变干部考核机制。

　　有专家认为，影响扩大内需的深层次体制因素来源于政治领域，核心是由谁来主持国民收入分配。如果由脱离公众的利益主体(如垄断企业)来主宰国民收入分配，社会公众缺乏话语权的话，收入分配必然向垄断企业集中，使垄断企业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大大高于其他劳动者的份额。因此，扩大内需必须打破劳动者缺乏发言权的制度安排，保障其在收入分配中的权利。有专家建议，在实践中可采取多种形式。比如构建社会红利体系，不仅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基本的保障，也能使其参与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收益分配，进而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扭曲和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的问题。

　　(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本版将从下期连续刊出，敬请关注。———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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