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介和的中国式反智传统

　　文/张生

　　日前，太平洋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在中央电视台《对话》做节目的时候，直言读书无用，特别是一口气读到博士的。他说，太平洋集团100多个博士，没有一个成功的。太平洋的CEO就是初中生，名叫陈晓明。过了两天，严主席可能意识到不妥，通过媒体改口说，他的本意是光读书、不重视实践，也是没用的。

　　作为一口气读到博士的成员之一，我很感谢严主席的当头棒喝——知识分子很容易翘尾巴的，不敲打敲打，自以为社会栋梁得不行。严主席敢于冒政治上不正确的批评，坦承其个人的活思想，可谓空谷足音，绕梁三日。

　　严主席的话确实有很多佐证：他本人算一个，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二名，那是相当地有钱；第一名是谁，江南春还是丁磊？反正不是博士。外国的，盖茨大学没毕业，巴菲特不是，坐价值7200万英镑游艇去德国看球的阿布拉莫维奇也不是博士。时下最人气的，姚明或者李宇春，都不是，而且肯定不会打算念博士。

　　“学黄帅，反潮流，小将斗志冲云霄”，这是很多年前歌颂一个不愿意读书的小学生的，曾经堂而皇之地写在小学教科书里。但因为上述证据，我可以断言，严主席的意思跟黄帅、张铁生标志的某种潮流根本不搭界，仅仅是一种事实陈述。我还可以断言，严主席的意思跟“宁要……的草，不要……的苗”也没有关系，因为严主席很可能就不知道谁说过这个话。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网络上一些关于严主席“为富不仁”、“暴发户心态”之类的评价，我们所感兴趣的，其实是严主席的话所代表的一种“中国式”反智传统。

　　这种反智并不是说当事人不“智慧”。有一名人甲，学生时候与友人乙结伴过江，走到江边，发现阮囊已空。乙说，既然没钱，那就跟船夫明说，求他行行好；甲说无妨，直接上船。船至中流，船夫叫小妹收钱，甲说没有。船夫大怒，没钱上什么船？乙央求不已，甲却说：你不愿意带我过江，把我送回去好了。船夫便欲调转船头，岂料船上大多数交了钱的乘客不愿意了：我们交了钱，为何要回头耽误时间？船夫为难，强忍愤怒，将甲和其余乘客一起送到对岸。甲长大以后，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有数之名人，年少时候的这一经历成为博弈论的经典范例；就像严主席，有很多他当年的同行还在城市的旮旯里被错误地称为“包工头”，而他的一番话已经被冠之为“理论”。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反智盛行，一是因为腐儒横行，好比《围城》里的高松年校长，不是“老科学的家”，就是“科学的老家”，反正于世事无补；二是因为汉高祖以下，草莽英雄主导时势，即使有方孝儒这样的硬骨头，也只落得个被灭十族的悲剧命运。一个一口气念到博士的人，很可能创造的税收不抵严主席的万分之一，被严主席修理一下，有甚要紧？

　　不过，我们可以想象没有严介和的中国，却不能想象没有钱学森、朱光亚、周光召、华罗庚、袁隆平、王选等人的中国；我们可以随着严介和的话，假定太平洋集团的100多博士都是平凡之人，却不能容忍中国没有博士。就像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度可能抑制创造力，却不能否认李白、韩愈、杜甫、苏东坡、戚继光、林则徐、曾纪泽、张謇、林伯渠等等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一样。

　　其实，严介和的外国同行不是这样看待读书人的。

哈佛大学的基金总共100多亿美元，超过其金钱资产的美国公司多的是，包括微软，但没有人可以轻蔑地说哈佛的博士没用；爱因斯坦的论文5000字，但没有人嘲笑这个靠帮邻居小女孩做小学作业换取小甜饼的博士不成功。有朝一日，严主席做得更大了，能并肩阿尔斯通这样的跨国巨头，他会发现，说博士鸟用，只能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的。

　　自然，满街都是博士，而没有严介和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是不对的。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