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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时报
免除延续了2006年的农业税后，农民的收入情况如何？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介绍，目前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收入之比已达3.22：1。这说明，中国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至少在收入差距方面还在继续。
中国经济在持续了20多年的高增长后，国力财力大增。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依然放任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势必将导致“和谐社会建设”成为一句空话。那下一步又该重点解决怎样的问题？
这周，人们终于再次看到了中央针对农村发布的2006年“一号文件”，主题变成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文件从统筹城乡、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8个方面，提出了32条支农、惠农的具体措施。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
解决“三农”问题的着眼点主要是收入和保障问题。免除农业税只是减负，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重点还在于增收。但是，要增收，就要给农民基本的保障，降低他们的生活风险，放开农民投资、就业的领域，把给予城市居民的待遇同样给予农民。
农民的现实收入为何难以提高？中央的结论十分明确，长期以来，本来属于农民的利益一直在贴补着城市，所以现在要反过来。即将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将以财政投入为立足点，通过政府之手，加大城市向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直接为农村提供水、电、气、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优先为农村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并许诺在2008年建立新型的医疗服务体制，使得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落到实处。
但是，农民要增收、要富裕，仅仅依赖行政之手不全解决问题。一是由于行政管理方式和官员政绩评定方式的欠妥，难以避免在新农村建设中形式主义抬头；二是在行政主导下，农民作为增收主体却处于被动的地位，难以培育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三是会使农民产生对于财政投入的过度依赖。
历史地看，中国在1982年到1986年，同样针对“三农”问题连续发布了“一号文件”，在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从观念上，部分地解决了农民可以做什么的问题。但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农民的生存空间为什么依然狭窄，在金融、教育、保险、流通等方面，依然会遇到较高的准入门槛？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农民在市场竞争中依然处于劣势地位，障碍了农民增收。
现在不一样了。新世纪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从发展的角度解决了政府给农民花钱干什么的问题。但我们同时认为，财政花钱只能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公共用品和基础设施，这仅仅是为农民的增收夯实基础，而农民要真正致富，恐怕不能过度依赖政府的直接投入和补贴，而还要靠农民自己在市场中发现盈利的机会，寻找增收的契机。这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所以，国家通过财政手段给所有农民以国民待遇，跟城市居民一样享有社保、养老、公费医疗的权利，这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农民的财产、尤其是土地使用权必须获得各级政府的充分保护，不能单纯依靠法律条文；废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允许农民的自由流动，而政府需要为所有居民提供平等就业机会，平等的岗前培训的机会，平等的投资与获利的权利。
我们说，政府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可以让中国农民过上“种田不纳税，上学不交费，看病不太贵”的生活，但农民致富，还是要靠政府有效地引导和尊重农民自己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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