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敏

　　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受到社会关注。近期，全国人大财经委、民盟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都拿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分别上报；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反复修改后，也将再次提交国务院。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最终出台的方案将是各方建议的综合版本。以二次分配为突破口，在初次分配中辅以行政干预的思路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识。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企业内部的分配，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中，有两部分是共同的，即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的那部分，以及以工资形式分配给职工的那部分。

　　在企业税负不变的情况下，要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收入，就意味着行政力量要干预企业发工资行为。比如前不久，江苏出台规定，企业效益即便不好，也要想办法给员工加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行政干预需要格外慎重，因为假如不考虑减税的话，这种干预可能会给企业发展造成不利。

　　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社会改革方案。与其他社会改革有所不同的是，收入分配改革的背后还有企业发展方面的经济问题。增加工资收入，也即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则企业成本增加，用于再生产的资金将被挤压，不利于企业发展和创造社会财富。假如维持工资收入低的局面不变，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发展资金，但分配公平问题凸显出来。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是取得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平衡。

　　劳资双方的工资协商制度，当然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但国民收入合理和公平的分配，并不仅仅是劳资双方的事情，因为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税负的因素亦不能忽视。

　　收税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开征哪些税种，收多少税，需要进行合法性论证，并经过全民同意。一个国家的税收要与政府支出平衡，税收少了，国家给予国民的福利保障能力就降低，税收多了，就可能对经济活力和个人收入形成双重挤压。

　　由于二次分配仍以初次分配为基础，可以说，整体意义上的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相互牵制方面取得合理平衡，要在劳资双方的工资博弈之中引入政治这个变量。

　　政治的经济成本，或者说维持一种政府体制的经济代价，这个问题日益显得紧要。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府的运转成本相当高，权力不受制约、官员腐败、三公消费等行为，都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经济成本，这一成本通过税金的形式最终由企业和国民来承担。

　　如今而言，既要保证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又要保证企业效率和经济活力，减税应是首先要被提上议程的，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又同时要求行政的和政治的改革，通过改革合理安排政府开支，增加税收的公共性，降低政治运转的成本，减轻社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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