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一个论坛上称，雇员制是公务员改革的趋势，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将越来越多采用雇员制，政府雇员可以高工资、高待遇，但不是终身制。(《广州日报》6月20日)

　　专家之所以建议公务员“雇员制”，应该是想改变公务员队伍“能上不能下”的僵化局面，进而增强公务员队伍的危机感。但汪玉凯教授所建议的公务员“雇员制”改革只是指向“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综合管理类公务员”仍将沿用现行公务员制度。这样一来，无疑是避重就轻，且会制造公务员队伍的内部不公。

　　果真如专家所言，雇员制“是公务员改革的趋势”，那就应该一视同仁。难道“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理所应当可以“只上不下”，不用担心因服务效率低而摔破“铁饭碗”，不用增强危机感、不用提高工作积极性？再说了，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位数量最大，是公务员职位的主体，公务员制度改革却将其排除在外，岂非“拈轻怕重”？此前，深圳市推行的公务员聘任制改革，也是规定综合管理类仍沿用以往公务员的管理模式，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才会实施聘任制。

　　当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得分轻重缓急。既然要分轻重缓急，笔者倒是觉得，最迫切需要用“雇员制”之类举措来打破“终身制”的，恰恰是“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尤其是处于领导职务序列的公务员，即通常意义上的“领导”、“干部”或“官员”。

　　公务员队伍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有赖于每位职员的兢兢业业，但更系于“官员”们的科学领导和以身作则，如果官员浑浑噩噩，乃至贪腐成性，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直接影响整个公务员队伍的状态和水平。日常所见，各种官员腐败丑闻层出不穷，有时甚至一端就是一窝，显然就是腐败行为上行下效的后果。可见，确保领导群体的工作积极性，确保官员们的清正廉明，打破其“终身制”以鞭策激励，显得尤为迫切。牵牛就要牵牛鼻子，打破终身制也要从官员做起，而非避重就轻地先拿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开刀。当然，这并不是说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终身制就不需要打破，只是轻重缓急之别而已。

　　中国传统社会，自隋唐以后就“官”“吏”有别，由儒而进者为“官”，由朝廷除授，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领导”；“吏”则或出于招募，或应于差役，不参官品，相当于“办事员”。拿今天公务员序列与之对应虽说不太准确，但大致可知，“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和“综合管理类公务员”中的非领导职务序列属“吏”，而领导职务序列则大致是“官”。

　　不过，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古时官员流动性很强，但衙门里的吏属却基本不变，这些人既熟悉民情，又对日常事务操作烂熟于心，因此才能组成“铁打的衙门”，维持政府部门运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不过今天，似乎倒过来了，一说改革，却先从最需要群体稳定的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公务员下手，“流水的官”却成“铁打”的了，多少有些“柿子捡软的捏”的味道，这也是时下很多改革举措都在犯的毛病。

　　□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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