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候变化的基本经济学看起来很简单。科学家们告诉我们碳排放让整个星球处于风险之中。能源使用产生的环境影响其实是一个经典的外部性的例子，即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影响整个世界。不仅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Arthur Cecil Pigou，而且很多经济学家们一直都认为，这样一个外部性可以以税收去应对，通过给排放碳或者其他的温室气体征收一定的税收。那么，为什么Kerry-Lieberman的气候变化议案居然有987页之长呢？

　　 这个议案是一个庞然大物有三个原因：首先，它试图比控制碳排放做得更多。这个议案允许“鼓励安全的国内核工业的发展”。它支持碳捕捉，主张建立支持消费者的专门机构，促进清洁能源发展。一般的经济学认为，如果我们有恰当的针对碳排放的税收，这么多其他方面的介入是不需要的。如果公司们过度承担这些社会目标，也不是件好事。

　　 第二个原因是这个议案使用了一个复杂的总量交易管制体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庇古税。理论上，一个排放系统等于一个税收系统，出售一吨50美元的碳排放权等于征50美元的税收。但是，该议案中的排放数量相对固定，不过很多碳排放权是允许赠送而不是出售。

　　 修正排放数量或许实际上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正如我同事Martin Weitzman在40年前写的那样，如果我们更能相对精确地确定数量是多少的话，那么，数量控制比价格控制更好。在全球变暖这件事情中，我们或许对碳排放的数量是多少比较自信，而不是对每吨碳排放带来的危害比较自信。

　　 控制碳的排放量比出售它们更适合作为抗击地球暖化的方法，并且，控制碳排放不能作为高税收的借口。如果美国公共部门将碳税作为一个弥补国库亏空的办法的话，那么出台一个碳税方案很容易。

　　 国际贸易是这个议案复杂的第三个原因，因为我们试着用国内立法去应对一个全球的外部性问题。

　　 如何分配碳排放权是很难的，简单的成本是巨大的。最终，人们将很难得益于一个华丽的立法，也不能完全对全球碳排放的现实不作为。这很难，这就是多次我庆幸我不用在国会山投票的原因所在。

　　 摘自Economix博客 编译 严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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