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

　　从今年一月份即开始筹备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于近日召开，这是建国以后首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3月29日至30日中央召开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推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这两月内一连串关于新疆工作的高规格会议，显示执政党实现新疆的良好治理的空前力度和决心。

　　目前已经着手推进的新疆建设工作的一个核心环节是“对口援建”，即借鉴两年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援建的经验，进一步动员组织全国力量，支援新疆、发展新疆。改革开放后，对口援疆已有多年，此次对口援疆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规模、广度和深度都远胜从前。根据中央媒体报道，支援范围扩大到新疆12个地州、82个县市和兵团12个师，覆盖了新疆大部分地区；援助的重点则放在基层，放到贫困县、边境县和团场，放到乡镇和农村。

　　这意味着，与汶川地震后重建相比，目前的对口援疆事实上有特别的针对性，即包含了对新疆发展中的主要难题的诊断。与天灾造成的损失不一样，新疆安定问题有其社会的土壤。强调援疆的重点在基层和南疆，是因为中央意识到，新疆主要困难难在基层、难在南疆、难在国家扶贫县、边境县和团场。也就是说，新疆各地发展的不均衡和社会阶层分化是最大的难点所在。汇聚全国之力援疆，重点在于缩小地区差距和社会差距。

　　因此这一模式的对口援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试验，它以建国以来的“对口援建”经验为基础，而以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正为目标。当前新疆建设的中心目标不止是快速增长，而主要是社会平等程度较高的发展。这一试验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大规模，而在于它的深度，在于它试图以全国之力来创造一个地区的平等、和谐的发展。与新疆安定问题的严峻程度相应，新疆工作对缩小各种差距的强调力度是空前的，对这一目标的政策明确程度也是空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口援疆是一次值得注意的制度试验，它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难题、追求社会稳定发展，将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有意思的是，它的确如对口援建地震灾区一样，来源于一种非常时期的制度措施，并试图将非常时期和非常状态之下的制度常态化。而这些非常时期的制度措施，与当前一般情况下的制度措施有着很不一样的地方，但当这些非常措施变成常态化的制度之后，也就自然带来了制度方面的重要创新。

　　非常状态下的措施的主要特点在于，由于问题或矛盾的集中爆发，这些措施往往具备特别直接、明确和有力的针对性；而且由于时机紧急，这些措施往往出于本能，往往是最为关键、最为有用、积淀最深的那一部分经验被调动起来排除危机。这些经验在日常状态中或许已经慢慢淡了，但当重大的突发事件到来之时，它们会重新显现出来，重新被运用起来。对口援疆同时包含了对口援建和追求社会平等的历史经验，它们的重要性正是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被充分意识到。

　　而对口援疆对社会平等、均衡发展的追求，面临的是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历史条件。它仍然需要政府之手来调集全国资源，并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力度注入相应的受援地区。这是中国救灾体系广受国际关注、也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一个特别优势。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反映能力和速度显示了国际水准，与此有莫大关系。而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共同实现那些应对非常状态的制度目标，则是一个新的值得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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